国际纵横

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本周一（10月26号）到周四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锁定的主题简单说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距离中共二十一大召开约一年时间之际，五中全会也成为了观察中共如何整顿干部队伍、强化权力的监督，为下一届换届建立政治纪律的一个重要窗口。 如何解析这次会议的议程，以及近期中美领导人互动带来的一些影响。本期节目就采访流亡美国的政治活动家王军涛先生。 王军涛： 我觉得五中全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可以分三个方面谈。如果要从严治党的话，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独裁体制。其实从共产党提出“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邓小平时期的所谓“集体领导”制——其实那也不是集体领导，叫以某人为核心 ，就是有一个人有最后否决权。虽然大事上大家表决，但是一把手有最后否决权。到了江泽民时候，实际上说是“九龙治水“，其实就是一条老龙在背后操纵了六条到七条龙，也是一个“准集权体制”，但是还是有一个变化空间。那习近平上来之后就变成了一锤定音的专制独裁体制。 他现在进一步说要强化，说明他还是要高调唱。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可能要进一步进行清洗，就是给这些共产党员敲警钟，我们就可以说权力斗争永远在路上。这一点不奇怪，民主国家、专制国家都有，民主国家不过是依一定的程序，谁也消灭不了谁，大家用程序来决定胜负。专制体制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说了算， 决定大家命运。这个是一个原因，就是继续在造势；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为了下一步在干部上做比较大的调整，用来打压不同的意见。其实邓小平时期考察干部有两条标准，一个就是对美关系，另一个是经济，这两项指标习近平都不及格，实际上大家的意见很大，那就用这个方式进一部压制不同的意见，做进一步清洗；第三，我觉得在他后来反腐之后 ，由于什么事都要他说了算，底下人有点儿不知道该干什么。习近平前段时间已经下达了一些文件，都在强调各级干部要履职，其实他不知道不能履职是他自己造成的，在独裁体制下，什么事都要由他说了算，他不去表态的话，谁也不敢干，干错了就要被摘帽子。 所以他现在发这样一个条文，想整顿一下官场风气，那到底为什么原因？我觉得要看这个文件到底对从严治党提出了什么，当然作为一个规定来说，从法律和规则的角度，或者从行政管理角度来说，也有三个看点。第一，他是否提出了新的罪名？比如说如果谁犯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就要处理，有什么新的强调重点。第二，处理这些人有什么程序，程序上是否从简 ？是否给一些办案机关更大的权力？如果不是权力斗争，贪腐可能还是按程序来。但是假如权力需要，就是逼供，逼他们要承认一些罪名，也可能有罪名，查不到证据，也可能没有给他们罗列罪名，要看程序上是不是有进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简化，或者把原来的中纪委办案的这些按照过去旧方式、违法的方式都当作一个合法方式给固定下来。当然最后一个就是看有什么样的惩罚，惩罚是不是又升级了。在习近平任期内，经济犯罪判死刑可能不超过五个或十个吧。那么现在下一步是不是要把这个法律严明一些。 我觉得三个方面是看点。一个是有没有新的罪名，比如说像在习近平那个时候有过什么“团团伙伙”等罪，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中纪委，既不是国法，也不是党章应该查的，那这次会不会入中央的规定？当然最后一个看点还是人事，这是现在大家比较关心这个问题——其实我倒不关心，因为实际上在习近平独断独裁情况下，不管谁上去都是他的木偶，都是他的“军机处”，是落实他重大决定的一个办事班子。对国家大的决策来说，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必要研究。在国家大政方针上研究习近平就够了，用不着去研究他底下谁上谁下。 法广：五中全会，还有接下来的六中，七中全会，都是为明年二十一大习近平可能要第四次连任在做一定的准备？ 王军涛：这不是可能，我觉得肯定（要连任）。 法广：他还是要做准备吗？ 王军涛：当然要做准备，因为习近平这个人做事很仔细，你可以看出来他已经大权在握，绝对统治的时候，还是很小心地把各个细节都处理好。胡平先生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他说实际上中共就是：大会议小事，小会议大事，决事不开会，开会不决事。什么意思呢？比如89年那么大的决定是在邓小平家里做出的，基本上就是没开会。所以共产党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党，在这个国家的正常运作，没什么大变化时候按程序走可以，即使这样，很多决定也是在小的场合已经做决定了，所谓的大会不过是落实。 那我们可以看出，习近平在第一届之后，他已经在终结的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可以废除任期制以后，已经是大权独揽了，在这个时候，怎么摆都是他自己的事。 唯一对他的制约就两个，一是国家的形势，经济形势太不好的时候，要做点让步。第二就是如果中美关系太恶化的时候，要对国内一些东西做一些调整，除此之外，对他现在没有任何的制约和威胁。随着坊间传说的什么他的权利受到威胁等，都是不准确的。因为都是对共产党的基本权利机制，甚至是对于中国二千年中央集权控制官员的机制不了解。从中共毛泽东开始担任领导之后，中共就没有成建制的叛变的事，他的这一套控制干部的机制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习近平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他想干的事，其实一上来就说的很清楚，就是两件事，他想用新理念打造新格局。现在人类要有一批科技已经发展起来了，但现在发明这些科技的国家没有钱落地，习近平就想借中国的国力让他落地。第二，他知道做这件事有点像过去灾荒年搞原子弹一样，一般的老百姓是不干的，所以他搞了一个集权，乾纲独断了一个独裁体制来进行落实。二十一大也是要讨论怎么进一步落实。 只有一个情况下，习近平会从一线上退下来，那就是他身体已经严重不行了。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有些重大的国事都已经受影响了。这次就到美国来，其实最初选9月24号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我当时就想他可能会像江泽民当初那样，先参加联合国会议，因为联合国会议第一天会是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都要在，一个在上午，一个在下午，要进行阐述自己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开完了联合国会议之后，他再去进行这个国事访问。但是，你可以看这次联合国会议问题上，中国非常反常，22号开会，中国开会前的四个小时才公布了自己的名单，就是韩正带队，而且是24号才开始参加会议，几乎和习近平到美国来是同一个时间，晚了两天来参加会议，而习近平只是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他中间很多的时间都在休息，而且有几个仪式都没有进行，都是象征性的做完就走了，这说明他的健康可能确实有严重问题。 如果到了这样重大的国事访问，他的健康都有问题，那当然在一线继续待下去的可能有问题。所以如果在二十一大他能从一线退下来，那也是他的健康问题，但是他可以继续操纵，就像毛泽东晚年时候，说话都说不清，好像说只有张玉凤能听懂，别人都听不懂的情况下，他仍然还是一言九鼎，能够控制中国的全局，习近平现在也还可以做到这一点。 法广：那你刚才说到，考核中国领导人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对美关系，另外一个是经济。那今年他和特朗普的交往特别频繁，这对他有利的？ 王军涛：这个考核标准已经废掉了。但我觉得特朗普把习近平耍了。前一段时间我跟AI就习近平的健康进行对话，AI经常收集习近平健康的信息，我认为《华尔街日报》是在给特朗普洗地。为什么呢？特朗普让习近平来，俩人要谈，他给习近平的接待规格极高，但是基本上是习近平被他牵着走，各方面话题，包括台湾什么都没有展开，全都压着习近平。特朗普所要谈的全都谈了，包括贸易和伊朗都上桌了，（我觉得）习近平实际上是心情不好，不想再谈，所以他就跑到旁边去了。 特朗普带着习近平去看国家历史档案馆，是想让习近平看美国建国文件不是他真正的目的。他给习近平讲这个干什么？江泽民也去过，是到费城原地去看了原件，特朗普到国家档案馆是看中美关系的几个历史文件，就是告诉习近平，他自己动不了这个东西。其实特朗普想动啥就动他，我们也知道他的性格，实际上他也不想动台湾问题，他想跟习近平解释为什么不能动，但是习近平没有兴趣，在那儿晃了一下就走了。所以这一次习近平是铩羽而归，基本上他想要的都没有要到，而特朗普要的东西都上谈判桌了，而且都说在11月继续落实。特朗普是个谈判高手，他确实在这点上他把习近平给耍了，那么高规格接待的时候当然都一片非议，但是这一次从议题的掌控……还有习近平这次来，本来说想见什么工商界，还想在大学演讲，特朗普就说你想见谁，我就把他请到咱们的饭桌上来，跟咱俩坐一桌。但特朗普的气场压着，谁还敢跟习近平互动？习近平这次什么都没有达到，最后等于就是在白宫里被关了几天回去了。其实他就是想去的地方都不让他去。当时还说俩人有个什么茶叙，俩人散步，这些都没了…… 一个解释是健康，我觉着不是健康问题，关键是他的议题，包括到后来联合国迟迟不能来，也是议题的问题，因为不能满足他要求。因为一般中国领导人到联合国访问，同时在纽约，纽约世界的钱都，都会在那儿接见工商代表、侨团代表，这两件事一定要做的，可能特朗普都不让他做，而特朗普不让做的理由就是对等接待。你在北京是没让我做，你在北京就给我一个皇帝的待遇的话，跑到皇宫里吃饭，那我就给你一个历史上我只给教皇的待遇  。所以，实际上这次习近平中美关系是铩羽而归，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非常感谢王军涛接受法广的专访。

《当中国觉醒……世界将颤抖》1973年出版的法国作家兼政治家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著作，在这个题目后，是佩雷菲特1971年，以国民议会文化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议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撰写的关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状况的报告。主要论点是，鉴于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增长速度，一旦中国掌握了足够的技术，就必然会主宰世界。2026年，中国已在电动汽车、光伏和电池等战略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物理和核聚变等领域投入巨资。当欧洲和美国仍在努力理解这场变革的规模时，中国正崛起为21世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西方国家今天对中国究竟了解多少？ 资深媒体人，作家董尼德（Pierre-Antoine Donnet)最新著作《中国，西方的失败》（Chine，la défaite de l'Occident , Edition de L'Aube ) 一书的作者凭借数十年来对中国世界的观察，用数据和事实带读者深入了解中国。他告诉读者，在陈词滥调和幻想背后，隐藏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强权，既是一个监控国家，又是一个工业巨头，同时也是未来科技的实验室。作者发出警示：中国正在以国家补贴为基础，依靠低薪劳动力和被低估的货币，通过一场彻底不公平的竞争，对欧洲及其产业构成迫在眉睫的致命威胁。 法广：您的这本书的书名令人震撼，直接点出面对中国时，西方失败了。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您认为，西方是不愿意了解中国还是不能了解，进而造成了目前的局面？ 董尼德：是的。我认为西方未能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业发展已逐步加速并达到相当可观的规模。西方确实低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潜力。至于为何会低估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西方对此并不真正感兴趣，也并不完全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运作，而正是这种认知的匮乏，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中国这个工业强国对工业，尤其是对欧洲工业而言，正变得多么强大和迫在眉睫。我认为这体现了一种西方的，有时甚至是对非西方国家的某种蔑视，这种傲慢导致了某种盲目或故意无视。我还看到一种非常严重的失衡，一方面中国对我们非常了解，而西方人对中国却知之甚少。正是这种失衡，让这种悄无声息的发展得以进行，而如今，这种发展正导致我们今天能够清晰地看到威胁，例如在汽车行业。 法广： 然而，你在书中写道，2012年法国前部长阿尔诺·蒙特布尔（Arnaud Montebourg)已经看到并批评了欧洲人在面对中国时近乎天真,。当然，他不是唯一有这种观点的人，确实有一些政治家预见到了危险的到来。但多年来，为何情况却没有任何改变？ 董尼德：是的，因为早在十年前甚至更久，就已经有人发出警告，说：“小心，我们必须醒醒，因为中国正在各个工业领域逐步积累专业知识，最终将导致其主导地位和依赖性。而我们当时不愿听取这些人的意见，是因为我们被中国巨大的市场幻象所蒙蔽，仿佛那里是一个黄金国，飞机上都挤满了那些把中国视为快速致富之地的商界领袖。这种盲目一直持续到最近。 以德国的汽车行业为例，这个行业规模庞大，的确极其重要，它在欧盟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德国历任总理都曾孤注一掷地押注中国，他们相信这个看似无限的市场将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所有这些总理都支持大众汽车和其他汽车制造商把工厂迁往中国，以及其他行业的类似迁址，因为中国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同时也相信在那里能获得丰厚的利润。起初确实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破灭了。例如，据报道，大众汽车在过去十年中失去了70%的中国市场份额，而且损失还在持续扩大。简而言之，这场对中国的豪赌失败了。一些德国经济学家认为，这场豪赌完全是一场海市蜃楼，是盲目地投入其中，完全不了解其背后的运作机制。这种天真也导致了大规模的技术转移。而这些技术转移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高技能、往往才华横溢的中国工程师能够迅速掌握这些技术。而现在，这却适得其反，不仅对那些转让这些技术的人，最终也对整个行业造成了影响。 法广：  西方已经将技术转移到了中国。与此同时，西方，尤其是欧洲在不少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等领域似乎已经不得不面对这个领域的领头羊是美国和中国这个事实，欧洲的高科技发展创新是否处于停滞的状态，您的观察和分析如何？ 董尼德：尽管我不会如此断言，但我认为事实的确如此……人们或许会认为，像中国这样的极权政权会扼杀创新。但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在西方，我们也曾天真地认为极权政权不允许创新，甚至会扼杀创新，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今，我们看到中国工程师已掌握诸多领域，并取得了巨大的创新成就。但无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在某些领域仍然保持着创新活力，例如核聚变。美国和欧洲都在开展非常先进的核聚变研究，这与核裂变截然不同，核聚变完全是另一回事，欧洲、美国和中国都在进行非常先进的研究。目前我们还无法断言谁将最终胜出。这是其中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是量子物理研究，这是一种速度无限快的计算方法，它为所有工业领域，以及医疗保健和量子物理的其他领域都开辟了无限可能，该领域中国工程师在进行大量研究，西方也是如此，因此竞争异常激烈。同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预测谁会胜出。如今，人工智能是第三个更为重要的领域。坦白说，就我所见、所闻、所读、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从专家那里汲取的信息来看，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仍然领先于中国，但这并不能保证未来也如此。 我想在此强调一点：人工智能对极权政权而言，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之所以说是巨大的挑战，是因为近几个月来我们看到，所有这些被美国大型人工智能公司称为“智能体”的程序，有时会占据上风，而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工智能公司的设计者或管理者往往不堪重负，无法再控制它们。于是，这些智能体不断增殖、相互竞争，最终会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甚至渗透到了两个本应严密控制的数据中心，其程度之深令所有人震惊。有人甚至声称，人工智能有朝一日可能会毁灭人类。对于极权政权而言，这无疑是极其严重的。我们看到，中国公安部长最近也发出了警告。在我看来，这一切背后隐藏着巨大的混乱，因为它有朝一日可能会威胁到党内权力平衡。 法广 : 西方的醒悟是否为时已晚？因为我们知道，在欧盟内部，欧盟委员会主席的多次讲话中对中国的措辞非常强硬。具体而言，西方能做些什么来应对这种情况呢？ 董尼德：我认为现在还不算太晚。也就是说，临界点尚未到来，但已近在咫尺。我想指出的是，例如，就欧盟而言，欧盟正在觉醒。比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女士目前频繁且日益强硬的表态；她就此发表了非常强烈的声明。德国总理也指出，现在是时候觉醒并组织抵抗，甚至发起反击了。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讲话也指出，中国工业正以极快的速度“摧毁”欧洲工业，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 因此，我想补充一点，现在显然是时候在欧盟内部组织应对措施了。欧盟27个成员国必须以最紧迫的速度协调，制定一系列行动，组织“抵抗”，甚至发起反击。在我看来，这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但我们看到中国走在保护主义前列来保护其工业。我们也应该效仿。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哪些领域对欧盟的未来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我们必须组织维护欧洲主权，以应对来自北京的持续攻击。 法广：据您所知，法国总统、欧委会，欧洲理事会等机构的领导人身边是否有相关的顾问，提出和你在书中提出的一致观点？ 董尼德：当然，这种意识并非空穴来风。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来，许多专家一直在发出警告，有的甚至强调采取行动势在必行。这些专家目前正在努力协调初步措施，而这些措施将很快实施。欧盟与中国之间的对话已进入关键阶段，因为欧盟即将宣布初步措施，而中国已经威胁要采取报复行动。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双方即将摊牌。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摊牌很可能演变成冲突，双方都将展示各自的实力。我认为，这场对抗最终将促使中国重新认识到自身的问题，认识到中国工业生产过剩的危害，因为包括欧洲在内的贸易伙伴也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做出反应。 法广 : 欧洲一直被认为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第三者，现在又因俄乌战争进入另一种危机，如果和中国之间发生贸易战，将如何应对？在国际舞台上，莫斯科与北京关系是无上限的友谊，通过今年的两次峰会，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似乎关系也很好，也就是说，美国似乎没有其他牵制的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真的害怕欧洲或者西方的措施吗？ 董尼德：首先，我想说的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并不多，它只有伙伴。因此，中国会努力巩固与伙伴之间的特殊关系，通过外交、政治甚至是军事手段。目前，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近五年来，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显著拉近，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种权宜联盟。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长期的联盟。如果有一天普京开始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我认为中国政府会非常务实地改变立场。对中国而言，唯一真正意义上的联盟，或者说真正的联盟是朝鲜。至于其他的联盟，都只是表面上的友好，显然是魅力攻势。 有时也会有西方国家在帮助中国进行这些活动。我可以举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书中，我确实多次谈到唐纳德·特朗普的姿态，他对强权人物的崇拜，比如他崇拜的所谓“强权”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或者习近平。但这一切背后，我们也能看到，即使是美国政府内部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真正的对手是中国，别无其他。因此，我认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时略显浮夸、有时甚至荒谬的姿态背后，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存在着一种与中国比拼实力的愿望，中国仍然是他们眼中真正的对手。 法广 :您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对欧洲政治制度的威胁，也就是说，除了工业等领域的威胁，中国队西方民主制度也会造成破环吗。 董尼德：是的，在我看来，中国如今构成的工业威胁也代表着对西方整体，尤其是对欧洲的政治威胁。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除了汽车行业之外，还有其他领域，例如制药、健康研究、太空探索、高速铁路和民用核电。在许多这些领域，中国已经无处不在。 为什么这是一种政治威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最初意味着失业。例如，在欧盟的汽车行业，这一点非常明显。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宣布到2030年将裁员10万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总共66万名员工中裁减10万人。这意味着10万个家庭将突然面临父母一方失业的困境。失业显然会引发政治不满，并逐渐演变为民粹主义。换句话说，这会引发连锁反应：从行业业绩不佳，到裁员，再到普遍的社会动荡，有时甚至会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因此，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也极其严重。 非常感谢董尼德先生接受法广专访。董尼德也是法国季刊《亚洲杂志》的主编。

在5月北京峰会之后，美中领导人上周又在华盛顿再次见了面。中美间利害关系十分巨大，包括中东战争、影响全球的贸易竞争、人工智能失控的担忧等等议题确实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峰会期间讨论的内容。但是分析都普遍认为，这些讨论似乎都仅限于概括性程度，最终没有特别引人瞩目的实质性内容。最吸引全球眼球的反而是白宫主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各种盛大的欢迎仪式的画面。 如何看待这次访问？国际纵横专栏于周五（9月25号）专访了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法广：总体上我们看到的评价说这次特习会的场面很大，两人谈了很多，但是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具体成果。作为中美关系专家，您观察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互动互访那么多年，如何解读这次习近平的访问，是面子大于里子吗？ 刘亚伟：我记得上次五月份特朗普到北京去时，也是说“面子大于里子”。至少现在我们知道双方已经同意把贸易休战推迟到明年一月份，因为按照去年11月在釜山的休战协议是到今年11月份截止，那就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因为今年的11月和12月，中美两国领导可能还有两次会谈： 中国11月在深圳市举办APEC 峰会，美国十二月份主办G20峰会。大家似乎都没有期待有任何大的突破性，但是我觉得贸易休战推迟和美国财长贝森特所说的中美之间AI（人工智能上）共同风险的管控，模型相互交流，事件通报等已经有一些共识了，而且双方AI小组已经开始对话，我觉得这也是大家现在非常期待中美两国能够开始的对话，有人说只要在AI上有一些共识，那这次习近平到美国就是 不虚此行。 法广：美国从去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就开始发动贸易战，当时对中国语气尤其严厉，税也可别重，双方1年多次交手，现在到了休战期的状态。特朗普上台时的态度对比现在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在很明显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也并没有好结果的背景下。特朗普希望从这次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 刘亚伟：想得到和能得到的应该是两回事。在想得到的方面，中国希望美国能降低关税，美国希望中国在稀土，磁铁等供应方面能够可以预测，知道中国是否继续拿这个王牌来遏制美国，这就是说双方希望也能够得到的第一层次。第二，特朗普希望中国采购更多农产品，更多的波音飞机。这对中国而言，也就是领导人一句话的事儿，但前提是美国必须要释放善意，在其他方面有些让步，比方说出口管制。 当然中国最希望美国有所让步的是台湾，从他们各自的两场讲话上看，实际上都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在椭圆办公室比较小范围的会谈，是不是谈到台湾问题，我们不知道。另外，特朗普也希望在美国和伊朗冲突问题上，看中国能不能对伊朗施加更多压力——因为全世界都清楚中国采购将近90%的伊朗原油。最后那就是俄乌战争了，因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也非常密切。要推进俄乌停战，中国只要愿意，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施加压力。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有希望能够达到的和目前能够做到的。但这是两个层面的事。 法广：有评论形容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双方在经过长时间较量之后，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以后可能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相处。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刘亚伟：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美国、中国与全球事务未来研究所所长白洁曦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那篇文章我大概也看了一下，她说的所谓“新时代”，就是双方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都意识到要强加对方去做什么，强迫对方去做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了这种比较冷静的，对自己的客观能力的客观的评估，然后双方能够找到还有方面可以有相互合作，纯粹的这种零和，即只能我强，不能你强的心态应该放掉。所以如果说这个可以叫做“新的时代”的话，那中美关系的确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五月份双方都同意了的这种建设性的战略稳定性。 法广：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去年向中国发出非常强硬的口吻到现在反而淡化了两国竞争，或者说他“要讨好”习近平，你怎么看？ 刘亚伟：我觉得说讨好他是不是真的是去讨好，但他们俩的关系应该说还真是比较好。当然特朗普这么多年作生意人，他也知道这种讨好在生意场上应该是一张王牌吧。但我觉得刚开始时，去年“解放日”给中国增加关税，他觉得可能所有的牌都在美国手里，没想到中国还是有一张王牌，而且中国这张牌实际上从2018年贸易战到拜登这4年，中国一直都在准备，而且这张牌一直也都没打，所以最后中国意识到其实打这张牌可以让美国吃不消。果然打出这张牌，美国真的就吃不消。而且特朗普实际上在整个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立法部门他都是少数派，是反潮流，整个行政部门，官僚体系和立法部门都认为他对中国太好了。但是我觉得特朗普非常清楚他想从中国得到什么。而要从中国得到什么，首先得让中国领导人心里感到比较满意——因为中国的体制就是这样，领导人一句话事儿都定了。但是我觉得中国领导人和中国整个的体制也知道美国人想得到的什么，但是不能一边打压我，一面又让我去帮你做事，不能一个萝卜两头切。 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尤其是拜登的四年让中国在俄国战争方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那现在特朗普心里清楚，要让中国对伊朗施加压力，跟美国尽快的达成停火的协议，不能在另外一方面不断的对中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按照中国的说法就是“反华”措施，遏制中国的措施。所以这方面双方都应该要达成一致的协议。我觉得因为特朗普是个交易型的人，其实交易型没什么不好。中美要和平，就是通过一个个小的交易最后变成一个大的，双方不冲突，不打仗的交易。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现在到2029年的一月份还有2年半的时间，双方还可以有更多的磨合。但目前特朗普还有立法方面的支持，到了中期选举之后，这种支持还在不在？就现在还都不好说了。 法广：如果习近平这次访美之后，他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把伊朗战争给出美国方面希望的方式来解决的话，那对特朗普的中期选举，以及习近平明年两十一大的或许寻求连任带来影响吗？ 刘亚伟：我觉得对中期选举11月3号举行，没有多长时间了 。那当然，如果明天美国宣布中国采购大豆——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大量采购美国大豆——那么特朗普可以说他胜了这一轮了。如果中国再落实购买飞机的事——因为贸易委员会称在贝森特和何力峰的谈判，贸易委员会好像已经成立了， 投资委员会现在八字还不见一撇吧。如果中国企业跟美国能达成协议，可以到美国来投资，和现在他们谈到的，双方都列出不上关税的清单，我觉得这个也是对双方非常好的。因为实际上中期选举，美国女性看到的是超市商品价格飞涨，男性看到的是油价的飞涨。对于共和党来说，中期选举的挑战应该是很大的，所以他们两个人达成了协议。对中期选举我觉得会产生一些意义，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期选举的结果。但特朗普自己说，作为美国的总统他在外交方面赢得了胜利，他可以宣布取得了胜利。 我觉得对习近平，这次访问对五中全会和明年召开的二十一大是浓墨重彩，因为中国领导人的能力，历来都和中美关系管控相连。如果中美关系管控不好的话，党内或者是老百姓都会认为连这个关系都管控不好，是不是就换人或者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一个事儿。所以这次来访，加上11、12月他们俩再继续会见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信号就在后面，那就是个本垒打了。 法广：当然全世界都在看中美领导人会面，向全世界传递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刘亚伟：我觉得向全世界弹出了一个信息，就是大家都担心中美两国闹僵了，因为中美两国闹僵之后，就存在选边站队的问题了。两边现在还能谈得拢，还能继续谈在今后半年、1年、2年还在哪些方面合作，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都松了一口气，不用马上就去选边站队。其次，双方发生冲突的风险也降低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是应该为了和平、为了繁荣，为了稳定做自己能做的事儿，所以中美两国带头了，那其他的世界各国跟上，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接受法广专访。

8月1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Truth Social）上发布了一张自己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2019年两在朝韩非军事区会晤期间的旧照。数小时后，特朗普下令五角大楼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他与金正恩之间“非常良好的关系”是原因之一。两天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正敦促安排最早于11月与金正恩举行面对面会晤，地点定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 自2019年2月河内峰会破裂以来，双方关系陷入冰点，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头一年半里一直未能回暖；自2022年和2023年以来，尤其得益于俄乌战争使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局势已大为改观。 金正恩目前的回旋余地比2018-2019年更大 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尤其是在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军事合作方面，同时又与中国保持着重要的经济联系。华盛顿的意图是什么？平壤又能从中获得什么？亚洲是否正走向军事自主性更强的趋势？朝鲜是否正在改变亚洲的权力平衡等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 如今白宫这种突如其来的紧迫感首先引发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何偏偏是现在？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受记者采访时，被追问是否与朝鲜领导人进行过交谈。特朗普表示，金正恩确实回应了他提出的交谈请求，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但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露面时提到： “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 他进一步解释了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并将他与首尔的关系比作他与跨大西洋联盟之间时常紧张的关系。 特朗普说： “我最近给韩国总统打了电话，我挺喜欢他的，其实我觉得他这人很不错。但我问他：‘关于伊朗的问题，我们其实并不非得要人帮忙，但如果你愿意，可以在伊朗问题上搭把手。’他说：‘不，谢谢。’我就说：‘等等，我们在韩国驻扎了39,000名士兵，保护你们免受邻国金正恩的威胁，结果在伊朗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上，你们却不愿帮忙？这太奇怪了。’他说：‘不，不，我们不想卷入其中。’ 我说：‘那我们为什么要费劲帮你们呢？’所以……我是想帮他们的，但是…我们不能到处去保护所有这些国家，尤其是当他们在我们需要时并不提供帮助的时候。” 当记者问到，对于那些批评您缩减军事演习、将朝鲜这一对手的利益置于我们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人，您作何回应？”  特朗普回答说：  “不，我正在让局势变得更安全。你看，我实际上是在让它变得更安全。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实际上主要有两次——有过交谈，也相处过。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你们在搞军事演习，而我却和他相处得很好。你知道，他不喜欢拜登，也不喜欢奥巴马，他谁都不喜欢。但我跟他相处得非常好。不，我所做的是让局势更安全。恰恰相反……” 局势会变得更安全吗？对于特朗普总统的这番操作，美联社记者在当天的报道中就分析指出，在军演持续进行的背景下，华盛顿、平壤与首尔之间的这番互动将如何演变，目前尚不明朗。但这不仅对朝鲜半岛局势影响重大，对中国和日本等亚洲邻国而言，也同样意义非凡。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弗里德（Dan Fried）也说，他看不出这其中有什么符合美国利益的地方”,他认为：“从各个层面来看，这都毫无道理。此举削弱了韩国和日本的立场，令台湾感到恐慌，让北约感到不安，并助长了中国的气焰——更不用说朝鲜了。” 特朗普做出这一决定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法广法语部地缘政治（Géopolitique ）节目采访了法国国际关系专家Pierre Grosser 。他对特朗普宣布减少与韩国军演规模的意图分析认为：“关键始终在于弄清楚唐纳德·特朗普究竟想要什么。不过，通过减少军事演习来发出信号并非什么新鲜事，而这显然正是平壤所希望的。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仍在九月份举行另一次大规模的多域联合演习。但一种解读是，美国确实正在世界各地增加此类演习，其中一些是双边或多边演习，而所有这些演习都在重新评估，以确定美军究竟应该采取哪些行动。伊朗战争涉及大量军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很显然，美国的想法是对这类演习保持低调。” 有分析指出，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会面，应该不​​会早于11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或许金正恩接受的目标背后隐藏着一个愿望，那就是让朝鲜获得核大国的承认，从而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地位，并通过外交关系多元化来提升自身影响力，但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政权如今的处境与八年前截然不同。如今，它更加强大，也拥有更精良的武器装备和更强大的支持。 Pierre Grosser分析指出:  “绝对如此。首先，朝鲜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当时正值冷战末期，因为其两个传统盟友——中国和苏联——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朝鲜，转向了韩国。因此，朝鲜民众对被抛弃的记忆根深蒂固。其次，新冠疫情时期也极其复杂。 自2022年和2023年以来，俄乌战争使朝鲜与俄罗斯的关系再次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局势已大为改观。而且，最重要的是，金正恩在2019年的河内峰会上颜面尽失。因为，美国基本上没有真正承认朝鲜的核地位。当然，这些双边会晤的举行本身就表明了朝鲜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切都对朝鲜有利，但他们也确实想走到这一步。因此，今天的问题是，如果真的举行了这样的会晤，金正恩究竟期望从中获得什么？我们感觉他并没有抱太大期望。当然，这种对核国家的承认，如今也写入了朝鲜宪法。” Pierre Grosser进一步指出：“这种共识是存在的，但实际上是由俄罗斯主导，中国是否参与其中还不太确定，但可能也有部分参与。目前，主要是韩国和欧盟要求必须终止朝鲜的核计划。在美国战略界，有不少人表示：“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达成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的‘冷和平’。” 实际上，无论特朗普和金正恩最终是否举行会晤。朝鲜无疑都正在改变东亚和东北亚的权力平衡，而其影响远不止于此. Pierre Grosser 认同这种说法，他说 ： “在亚洲，朝鲜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习近平今年第一次出访就是六月份对平壤的访问。不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也体现了平壤地位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对朝鲜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强硬的姿态及其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感到担忧。中国不希望该地区出现混乱，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莫斯科在该地区想要做什么，而最重要的是，朝鲜的崛起，或者至少朝鲜的侵略行为一直是个难题。因为这被视为美国、日本和韩国加强军事力量的借口，他们会说，这样做不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朝鲜。这最终是一种在不明确表明反华立场的情况下实现军事扩张的方式。同时，朝鲜显然是一个破坏性因素，对核威慑的运作构成了破坏。金正恩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一理念，并进一步发展出这样一种想法：即核威慑并非纯粹用于防御，而是可以先发制人——也就是所谓的“首先使用”。如今，美国人正在质疑延伸威慑，也就是对该地区盟友的传统核保护伞。所有这些都相当复杂，而且我再次强调，美国面临的问题是东亚存在多个核大国，使其核战略更加复杂。以前，只有美国和苏联的时候，情况相当简单；只需进行模型模拟即可。现在情况变得复杂得多。此外，朝鲜在该地区一直有着更为宏大的野心。因此，关于核扩散问题，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当然，还有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及在乌克兰战争中向俄罗斯提供的援助。” 美国国内政治 对于特朗普为何急于要和金正恩会面，外交官网站的文章分析认为，最直接的答案在于国内政治。特朗普针对伊朗发起的“战争”至今未果，且不得人心，也看不到明确的胜利前景。他需要转移舆论焦点、不再聚焦伊朗，用途金正恩会面就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仅仅是关于举行朝美峰会的构想就已引发热议，一旦峰会真的举行，无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若能借APEC深圳会议之机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点将恰好落在11月3日中期选举之后约两周。这将使特朗普得以宣布一项“正在推进中的”外交胜利，而选民此时还无法评估峰会的实际成果——考虑到过往的尝试，结果很可能令人失望。

印度青年近期就考试弊端与就业前景发起示威抗议，成功迫使印度总理莫迪政府做出让步。分析人士指出，这是75岁的莫迪自2014年执政以来，极少数因公众压力而被迫退让的例子之一。莫迪长年打造的 ”不败 “形象，如今是否正面临他执政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7月25日下午，印度首都新德里抗议活动的中心——简塔·曼塔天文台——响起了一片如释重负的欢呼声。经过七周的抗议，由Z世代推动的“蟑螂人民党”学生运动迫使教育部长普拉丹在街头压力下辞职。政府也做出其他让步，包括同意不会起诉在动乱中被拘留的抗议者。几个月来，普拉丹一直深陷于医学院入学考试泄题丑闻之中，损害了考试的公正性。2026年5月中旬，政府因怀疑考题泄露和存在违规行为而取消了全国医学入学考试，随后又将其推迟至6月，让所有考生均受到严重影响，十几名学生在压力下甚至选择结束生命。 莫迪传记作者穆霍帕德耶（Nilanjan Mukhopadhyay）告诉法新社，教育部长请辞“确实令人意外，因为莫迪的性格不是会轻易退缩那种人”。穆霍帕德耶认为，这次挫败是莫迪自2001年以古茶拉底邦（Gujarat）邦长身分崛起以来，“莫迪品牌”所遭遇的“最沉重打击”，“不是很确定他是否能立刻恢复元气。” 蟑螂人民党 街头和网络共进是呀 撼动“莫迪品牌”的蟑螂人民党来自何方？据其创始人称，该党诞生“仅用了一分钟”，源于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一番言论。他在5月15日的一次听证会上，将一些失业青年比作“蟑螂”，尽管他在第二天就澄清说他的言论被误解了，但这场争议还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蔓延开来。 居住在美国的印度人阿比吉特·迪普克（Abhijeet Dipke）随即发起了蟑螂人民党，将其定位为“一个代表高学历、沮丧且面临经济不安全感的一代人的政党”。短短几天内，该运动的Instagram账号就积累了近2270万粉丝，是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粉丝数量的两倍。因此也有分析人士认为，莫迪不只在街头受挫，也在网路失利。抗议暴露出数位生态迅速转变，印度人民党不再像从前那样主导线上舆论。 除了其传播的成功之外，该运动还在提出一系列诉求，将年轻人面临的社会经济困境与对制度运作和政治精英缺乏问责制的更广泛批判联系起来。两个月后，抗议者们庆祝了一场意想不到的胜利。 阿比吉特·迪普克在教育部长辞职后说，“这是印度宪法的胜利，是印度人民的胜利，也是独裁者的失败。”  几小时后，蟑螂人民党（CJP）宣布已就其所有诉求达成协议：教育部长辞职、德里警方就暴力事件公开道歉、撤销对被捕学生的指控，以及向因NEET考试丑闻而自杀的十几名学生学生家属提供经济赔偿。抗议者决定同意结束抗议活动。 莫迪权威受到了考验 这是莫迪政府中首位在民众压力下辞职的部长，政府似乎正面临困境。印度政治与社会学教授克里斯托夫·贾弗雷洛特分析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或许是一个里程碑，因为总理本人的权威受到了考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而我们现在正进入后莫迪时代，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成为现实。人们一直在谈论这一点。可以认为，随着这么多人民党领导人参与角逐，后莫迪时代从今天开始。” 但南亚问题专家、政治学家阿肖克·斯瓦恩谨慎地避免从近期事件中得出任何政治结论。他分析道：“我认为政府并没有为这场失败承担责任。尽管他们接受了那些抗议者的要求，但这只是在局势彻底失控之前缓和局势的一种策略。” 实质上，莫迪政府似乎并未做出让步。即将卸任的教育部长达尔门德拉·普拉丹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长期活跃成员。他的继任者普拉拉达·乔希也是该组织的知名成员。 但教育部长辞职以后，蟑螂正义党宣布停止抗议，7月27日，该党（CJP）发表声明，谴责印度多个邦针对抗议者的新一轮逮捕行动。据其发言人称，这违反了此前允许暂停全国性动员的协议。  如何看待这个运动在印度的影响力及其未来发展？法广法语部7月27号专访了印度人权律师特里莎·谢蒂（Trisha Shetty），她同时也是一位性别平等活动家，以及非政府组织“她说”（She says）的创始人，目前担任巴黎和平论坛指导委员会主席。您选择返回印度孟买，学生抗议运动。 “多亏了年轻人，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意义“ 她在接受本台记者Julien Coquelle-Roëhm专访时首先谈到7月25号得知这一胜利后的第一反应：“事实上，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第一次。政府听取了印度人民的声音。这个政府一贯如此。每次人民要求正义，要求自己的权利时，印度政府和媒体都会把我们称为反国家分子，就像恐怖分子一样，因为这个政府说，在我们的政府里，不会辞职，不会倾听年轻人的声音。这就是他们的行事方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一点我们已经忘记好几年了。但现在，多亏了年轻人，我们才真正理解了生活在民主国家的意义。当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愤怒，看到大家团结起来要求正义时，是的，我们可以拥有这一切。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因为年轻人提出了许多诉求，只有一个诉求被听到了就宣布停止抗议活动。警察队伍里有不法分子，他们开始袭击年轻人，也针对年轻的穆斯林抗议者。如果你开始攻击那些举行抗议活动的人，根本不是正义。……“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蟑螂人民党威胁说，如果政府不履行释放被监禁抗议者的承诺，他们将恢复这些示威活动。您提到了自示威活动结束以来出现的这波逮捕浪潮。我们是否正在目睹事后镇压，而莫迪重新掌握了局势？ Trisha Shetty：“蟑螂运动”最初是为了穆斯林学生，得到了相当多的支持。之后，他们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很多批评，有人质问：“你们怎么能号召停止所有抗议活动？” 因为需要强调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感到政府害怕年轻人，也害怕印度人民，所以现在正是继续向政府施压的合适时机，我们要求对我们的教育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并要求对殴打学生的警察伸张正义。事实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我们就无法接受警察不佩戴警徽就随意殴打学生的制度。  如果不要求正义，又怎能停止抗议呢？而正义也是我们的诉求之一。事实上，我们的诉求首先是教育部长辞职。第二是不对参与示威的年轻人采取任何行动。第三是对我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第四点是承诺为自杀的学生父母提供支持，并且停止逮捕示威者，停止对他们提起诉讼。所以我们成功地迫使教育部长辞职。坦白说，这是人民的伟大胜利。但是来接替他的新教育部长更糟糕，曾是莫迪的亲密伙伴，和他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 “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现状“ 第一次有莫迪政府的部长迫于街头压力而辞职，不少分析认为这个政权已经衰弱了，你是否也这样看？ Trisha Shetty 事实上，这才是最令人悲哀的地方。因为，是的，我们都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莫迪终于意识到他不能再对年轻人的愤怒、对人民的愤怒视而不见时，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需要倾听我们年轻人、学生的声音。但不幸的是，当我们看到希望时，示威游行最终被叫停，这是令人悲哀的原因，我们原本有机会改变我们国家的现状。。。。。。 但这仍然是一场胜利，或许能为其他斗争铺平道路。例如你们正在倡导的性别平等？ Trisha Shetty：是的，但实际上这一切早已发生。现在，印度各地还有许多其他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当然，这些抗议没有得到年轻人那样的支持。因此，对我们来说，在各地争取正义也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得到了各地的声援，第一次看到年轻人无所畏惧。每次，警察和政府都试图威胁他们，但年轻人开始在社交平台上表达诉求。他们跳舞、开玩笑，他们的愤怒无法抑制，但用其他方式进行抗议，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一直认为，不能对人民使用武力、暴力或恐吓。这确实是第一次我们真心渴望生活在民主社会，我们充满希望，一切都会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但当你看到警方对示威活动的暴力镇压，甚至有使用霰弹枪射击示威者的例子时，你是否担心未来的抗议活动（如果有的话）会遭到警方更严重的暴力镇压？ Trisha Shetty：这并非第一次警方和政府对我们的学生使用了暴力。我们捍卫民主、反对政府的唯一途径就是团结一致。而这一次，我们看到情况有所改变。 Z世代运动推动南亚社会变革 目前，很难判断这场运动会昙花一现，还是会发展成为一支持久的政治力量。在印度，约65%的人口年龄在35岁以下，CJP的宣言强调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青年领导运动，捍卫自身利益并追究政府责任”的愿望。该运动由多位发言人组成，而非单一领导人，并强调其对世俗主义、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承诺。 也有分析指出，这场运动与近年来席卷南亚的其他Z世代（“Z世代”）运动并非毫无关联，这些运动促成了斯里兰卡（2022年）、孟加拉国和尼泊尔（2024年）的重大政治变革。这些运动的共同点是，凸显了类似的鸿沟：一方面是被认为与社会脱节且受裙带关系玷污的精英阶层，另一方面是面临技能型工作岗位短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准入机制被认为不公平的青年群体。在印度，这种不满情绪通过围绕公务员考试的丑闻得以表达；在孟加拉国，它集中体现在反对为独立战士后代保留就业配额的抗议活动中；在尼泊尔，政治精英子女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特权的行为加剧了这种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除了经济机会的匮乏之外，真正推动这场运动的，是人们感到获得这些机会受到特权、庇护主义或偏袒逻辑的影响。 因此，这场运动是对一个被认为在民主和制度上都已失败的体制进行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正如其一位发言人所说，“民主不仅仅是每五年投票一次”，“掌权者必须时刻接受问责，因为他们不是国王，而是雇员”。该运动提出的方案之一是，禁止议员（无论是国家议会还是州议会）在更换政党后20年内竞选公职或担任公职。这项措施旨在减少因联盟变化而导致的多数派更迭，并打击党派机会主义。

一场重要的外交峰会、一场盛大的阅兵式，以及一个明确的政治信息，今年的法国国庆节（7月14号）将被打造成为展示法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的新防御战略的舞台。而在俄乌战场上出现胶着状态之际，国际盟友的支援自然意义非同寻常。 根据官方主题，今年的法国法国国庆节巴士底日象征着“法国的战略重整和欧洲的战略觉醒”。这是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作为国家元首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阅兵式，其目标是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展现法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向世界展示新的欧洲反俄联盟的复兴力量。 7月13日星期一，至少25位“自愿联盟”的领导人将在巴黎举行峰会。该联盟由法国发起，英国共同领导，旨在支持乌克兰直至冲突结束——已拨款700亿欧元用于2026年对基辅的军事援助——并在达成停火协议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欧洲机构和北约的领导以及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非欧洲国家也派出人员出席。此次会议体现了欧洲在面对俄罗斯和美国时渴望实现的“战略觉醒”。据爱丽舍宫称，盟国的目标是“加强对乌克兰支持的新共识”。更具体地说，正如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一位顾问在电话简报会上指出的那样，此举旨在“表明西方并未感到疲倦”。爱丽舍宫也强调，此次联盟会议旨在加强“跨大西洋的紧密团结”，同时也为“乌克兰创造更有利的局势”。 “自愿联盟” 联盟由法国和贵国英国领导，目前已有37个成员国，对于在战火仍在持续之际，这次会议的意义何在？英国驻法国大使 托马斯 德罗（Sir Thomas Drew）接受法广国际部专访时指出： 托马斯 德罗：这是一次支持乌克兰的示威活动。事实上，这是我们，特别是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支持来推进和平的前景。因此，该联盟的主要成果之一是1月份的《巴黎宣言》。我们在宣言中一致同意，如果达成停火协议，联盟将准备好与这支驻乌克兰多国部队一起维护停火。这无疑增强了乌克兰人民的信心，也增强了美国人民的信心，他们也已同意提供支持。但该联盟不仅仅是为了支持停火，也是为了就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达成一致。 RFI： 您曾担任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国防和情报总局局长（2020-2023 年）。您亲眼目睹了2022年乌克兰战争的开端，每天都在关注这场战争的军事进展，在最近几周的乌克兰冲突演变中，您认为最值得关注、最引人注目的是什么？ 托马斯 德罗：我就从头说起。说实话，我们最初并没有想到乌克兰能够抵挡住俄罗斯的威胁。然而，在过去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们却不断看到这种情况。事实上，对我来说，第一个结论是，情况仍然非常非常艰难。但确实，很明显，俄罗斯不可能获胜。当然，对乌克兰来说，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但绝不会是（俄罗斯）的一场胜利，看看俄罗斯的伤亡率就知道了；这令人震惊。即使是去年， 20万俄罗斯人死亡。俄乌阶段性战损比或接近8比1。这种局面是不可持续的。 乌克兰战争已持续近1600天，俄乌双方的空袭仍在继续。尽管弗拉基米尔·普京拒绝考虑战败的可能性，但事实胜于雄辩。最近几周，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发动了猛烈打击，尤其针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电子元件工厂和炼油厂。今年5月，基辅从莫斯科手中夺回了近300平方公里的领土。无论克里姆林宫如何辩解，这些领土上的胜利都表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已经疲惫不堪。乌克兰的袭击因此造成燃料短缺和网络中断使得“俄罗斯人重新认识了战争”， 前法国驻俄罗斯大使（2020-2024）皮埃尔·莱维（Pierre lévy），著有《战时俄罗斯的核心》（法国塔朗迪耶（Tallandier）出版社），他于7月6日做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了这种局势可能对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威造成的影响。 RFI：为了报复这些几乎每天都发生的袭击，乌克兰正在加大对俄罗斯领土，特别是圣彼得堡地区的袭击力度。您如何解读最近几天和几周的军事行动？ 皮埃尔·莱维：很明显，俄罗斯正处于困境。从地面局势来看，其春季攻势正在失去动力，不仅伤亡惨重，经济形势也在恶化。俄罗斯在第一季度陷入了经济衰退。但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俄罗斯人，至少是生活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的俄罗斯人正在真正体会战争的残酷。因为在此之前，战争在他们眼中只是一种特殊的军事行动，遥远而陌生，生活一切如常。然而，一些令人震惊的画面出现了：5月9日红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仅用45分钟便匆匆结束，甚至连重型装备都没有；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受到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最近莫斯科炼油厂也被攻击，造成石油和汽油短缺。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战争已经来临，局势正在升级。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立场也日趋强硬，显然没有丝毫谈判的余地。因此，局势正处于一个极其艰难的时期。如果要用一种比较时髦的方式来概括目前的局势……莫斯科陷入了低迷。 简而言之，这并不意味着局势会变得更容易。我认为，恰恰相反，鉴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俄罗斯局势升级，尤其是在最近几天发生的袭击事件，现在正处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RFI： 你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是低迷期。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一个可能决定这场已经持续四年半的冲突走向的临界点？ 皮埃尔·莱维： 我仍然犹豫是否要使用“转折点”这个词，因为我认为现在离故事的结局还很远。我们也必须警惕过于简单化的看法。一会儿是乌克兰濒临崩溃；一会儿又是俄罗斯成了焦点。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僵局。显然，双方都不强大到足以取胜，也没有弱到足以失败。因此，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双方的意志和韧性。当然，俄罗斯拥有战略纵深，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当然最主要是中国。但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欧洲人能否继续支持继续支持泽连斯基。 RFI：乌克兰人现在正专门针对炼油厂和油库发动袭击。从你的角度来看，做出这样的选择意义重大，因为导致了俄罗斯汽油短缺，也让俄罗斯人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本质，而他们今天正在承受战争的后果。 皮埃尔·莱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做法。你还会注意到，它影响的不是民众，而是攻击基础设施。目前，俄罗斯大约四分之一的炼油能力受到影响。我看了新闻，他们现在又把欧2汽油 投放市场了。在欧洲，我们已经达到了欧5标准。这意味着汽油的质量确实下降了很多，差了很多。例如，克里米亚的人们正在意识到战争已经来临，而这一切都被当局搞得一团糟。我认为，这种旨在表明将民众排除在外的策略是好的。我想补充一点，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中，互联网、Telegram 和 WhatsApp 的封锁，以及 VPN 使用的禁令，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民众已经感到厌倦。现在希望这场战争尽快结束。 RFI： 这是否意味着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权力被削弱了？这一切是否会产生政治后果，或者这只是我们这些不了解俄罗斯社会真实面貌的西方人的幻想？这一切会对我们西欧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吗？ 皮埃尔·莱维：很明显，普京确实被弱化了。7月3号他身穿军装视察前线指挥中心发表讲话的举动，就让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了；他承认他们遇到了困难，哪怕只有一个：燃料短缺。但与此同时，他丝毫没有回避这个问题。 至于这一切会对我们西欧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我认为是肯定的。同样，我们也需要充分理解这一切的意义。官方机构进行的民调显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支持率多年来首次跌破70%，降至66%左右。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显然，我认为俄罗斯方面存在操纵的因素，因为一方面，9月中旬将举行议会选举，届时的投票率将会非常值得研究。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一些身居要职的人希望抵制来自安全部门，特别是联邦安全局（FSB）的压力，以免进一步加强对国家的控制。这是一种警告他们要小心，不要自断后路的方式。但我们绝不能相信会有自下而上的反抗运动。目前别无选择。另一方面，权力圈内部可能出现一些动向，某种程度上的权力争夺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但部分经济精英表示：“瞧，国家现在快要破产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转向其他模式。” 此外，还有极端民族主义者。阅读他们的博客很有意思，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博客都说：“真的该开战了。” 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担忧。 RFI：从您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精英阶层或权力圈内部确实存在某种动向，某种趋势正在酝酿？ 皮埃尔·莱维：我认为是的。弗拉基米尔·普京具有历史远见。他想解决乌克兰问题，但现在他不得不面对现实。现实摆在那里。 RFI：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克里姆林宫宣布普京给特朗普打了电话，泽连斯基也打了电话。您刚才谈到并承认双方都陷入了战略僵局。我们是否应该期待美国扮演调解人或斡旋者的角色，开启新的外交阶段？ 皮埃尔·莱维：目前美国正忙于海湾战争。所以，在某个时候，他们会重新开始处理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想这样做吗？说实话，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他也很疲惫，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想这样做：这就是“别管我”和“我想缔造和平”之间的区别。所以，在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是一次成功的峰会，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欧洲的立场非常一致。现在的问题是，一旦美国重新参与进来，事情在实践中会如何发展。还有北约峰会，这也非常重要。所以，正如常有的情况一样，我认为俄罗斯可以利用我们的弱点、分歧和错误。正因如此，我们欧洲人与美国人共同采取的行动才显得至关重要，旨在建立一种力量平衡，迫使俄罗斯改变立场。因此，在北约峰会上，美国、欧洲以及所有盟国必须展现出面对俄罗斯的团结，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点绝对至关重要。欧洲国家也必须展现出他们出席峰会并取代美国地位的决心。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最后，据报道，马克龙在7月13号的自愿联盟峰会上宣布，预计将向乌克兰交付16架由达索航空公司*生产的“阵风”战斗机。首架战斗机有望在2028-2029年首飞。他还承诺，乌克兰将获得许可生产“风暴阴影”（SCALP）远程导弹、A2SM反舰炸弹和“紫菀”（Aster）拦截导弹。乌克兰还将接收SAMPT/NG防空系统。 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初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透露的那样，各国领导人预计还将讨论联合军事演习的组织安排。这些演习预计将包括今年秋季在波兰举行的代号为“联盟”的演习。瑞典国防参谋长克莱松将军在会前对几位记者表示：“我们正在不断完善计划。” 欧洲各国必须在冲突结束后立即做好准备。他指出“那一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近”，联盟成员国因此正在考虑“指挥所演习”，“尤其因为我们必须假设，我们将不得不在无法完全依赖北约指挥结构的情况下开展这些行动。”法国据报将负责安全保障行动的空中部分，英国负责陆地部分，土耳其将负责黑海的海上部分。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上周一对包括法新社在内的记者表示：“自愿联盟”是一个由狂热分子和战争贩子组成的联盟（……），他们妄想能够给俄罗斯带来战略上的失败。”莫斯科将“密切关注”在法国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决定。

2026年世界杯如火如荼地举行，赛场上球员尽情拼搏，赛场外球迷因各自的球队输赢流泪或狂欢。但每四年一度这场调动着全球球迷神经的赛事已经远不止是一项运动，早在20世纪就已成为人类最重要的通用语言之一。在最伟大球员的辉煌成就和大众的热情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被忽视的现实：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杯见证了国际权力格局、帝国兴衰、意识形态演变、民族主义思潮、全球化进程以及地缘政治变迁。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到将军统治下的阿根廷，从新兴的巴西到1998年多元文化的法国，直至如今在美国举办的世界杯，足球早已成为世界局势的有力反映。 从历史上看，1930年首届世界杯在乌拉圭举行时，足球已是风靡全球的现象 从第一届世界杯的看台和体育成就的背后，各国迅速意识到这项新兴大众运动所蕴含的政治潜力。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意大利对此了如指掌。1934年和1938年世界杯成为了该政权的“展示舞台”。意大利国家队（蓝衣军团）的胜利被包装成新意大利实力的象征。足球逐渐成为国际声望的象征。二战后，这一现象愈演愈烈。在整个冷战时期，世界杯成为两大阵营对抗的象征性舞台之一。 苏联、匈牙利和东德足球的成功展现了共产主义模式的所谓“活力”。 但与此同时，西方民主国家也利用体育作为施加影响的工具。因此，足球在当时就成为了一种“软实力”。各国追求的不仅是奖杯，还有声望、国际影响力，有时甚至是某种政治合法性。世界杯也反映了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摆脱束缚的过程。巴西、阿根廷以及近年来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胜利象征着国际舞台上新力量的崛起。通过足球，曾经被统治过的民族获得了全球关注。 很少有国家比巴西更能体现这一现象。长期以来被视为边缘国家的巴西，逐渐将足球融入其国际身份认同之中。 可以说足球助力构建了巴西的神话，贝利、加林查、济科、罗纳尔多和内马尔成了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世界级足球大使。通过足球，巴西在世界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阿根廷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1978年的胜利发生在军政府统治时期，政府试图利用体育的成功来巩固自身的合法性。但最重要的是球星迭戈·马拉多纳，他赋予了阿根廷足球地缘政治意义。他在1986年对阵英格兰的比赛中打入的著名的“上帝之手”进球，超越了体育本身的范畴。在福克兰群岛战争四年后，许多阿根廷人将其视为对前殖民宗主国的象征性报复。 的确，除了战争和重大经济危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人类活动能够像足球一样，如此深刻地凝聚集体情感和民族叙事。 但我们也知道，这种情感力量也解释了足球为何屡遭诟病。对一些人来说，足球已成为当代社会新的“面包和马戏”，甚至是新的“麻醉剂”：一台庞大的机器，用来转移愤怒、疏导挫败感，并将社会矛盾转化为体育激情。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界杯讲述的故事远比体育本身更加宏大。记录着强权的兴衰、意识形态的对抗、国家的抱负以及全球化的变迁。它们揭示了国家的梦想、分裂，有时甚至是幻想。 足球已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和平地缘政治舞台。在外交官谈判、军队有时交锋的地方，足球运动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竞争形式：象征性的、情感性的、普世性的。 可以说，从贝利的巴西到马拉多纳的阿根廷，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齐达内的法国，再到21世纪的美国，足球从未停止反映世界局势。因为每一届世界杯背后都蕴藏着一个简单的真理：运动员踢足球，但往往是国家、文明和权力通过足球进行象征性的冲突。 法国智库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 IRIS研究主任兼体育与地缘政治项目负责人 卢卡斯·奥宾（Lukas Aubin）最近聚焦 2026 年世界杯，分析世界足球从长期由西方主导向更加多极化的体系的转变。 他分析指出：本届世界杯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标志着这项赛事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除了参赛队伍数量创纪录和跨洲际的规模之外，它还象征着世界足球地缘政治格局重塑的重要一步。本届世界杯以及未来的世界杯都表明，足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专属领域，而是多极格局的一部分。这种演变凸显了以往参与度较低的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了提升知名度、影响力和国际认可度的机会。“ 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 卢卡斯·奥宾认为2026年世界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展示窗口之一，但这是一个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的阶段 。 他说：“2026年7月19日，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市的体育场举行。乍一看，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纽约是全球化的中心之一：金融、媒体、企业总部、品牌、移民群体、摩天大楼、屏幕、人流汇聚于此。它也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展示窗口之一。在那个地方举办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杯，会给人一种所谓“回归中心”的错觉。 毕竟，这是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的争论之后，在“体育洗白”的指控之后，以及在人权问题上饱受诟病之后。世界足球似乎也将因此重回西方强国——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掌控之中。巨大的体育场馆、全球赞助商、现有的基础设施、可控的娱乐经济——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愿景。因此，有人可能会将其描绘成一种复兴。足球将回归西方，但这将是一个误区，因为2026年世界杯并非回归旧秩序。但这是一个足球世界格局不再单一中心的阶段。  2018年：世界最大国家俄罗斯举办世界杯，旨在展现一个对世界开放的俄罗斯形象，以应对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与西方关系紧张的局面。2022年：卡塔尔，一个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微型国家，将世界杯打造成提升全球知名度的工具。配备空调的体育场的    ，巴黎圣日耳曼，体育频道，通过体育外交，成功展示出一个国土虽小却雄心勃勃的国家形象。 2026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北美占据主导地位，但举办形式却是一个超级洲际赛事：48支球队，104场比赛，16座城市，三个国家，一个庞大的北美市场。 到了2030年：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在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举办的三场百年纪念赛。这将是一届横跨三大洲——欧洲、非洲和南美洲——的世界杯。 最后， 2034年世界杯  由沙特阿拉伯，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王国主办。他的“2030愿景”计划。他的主权财富基金——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他对足球、高尔夫、拳击和一级方程式赛车和电子竞技的投资。这股力量不再仅仅满足于收购俱乐部或赛事，而是渴望成为世界体育的重心。 （remonter） 足球不是在回归西方 所以，可以说，足球不是在回归西方，事实上，它在多个权力中心之间流动。欧洲无疑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和规范者。如今，北美正试图将其打造为一种全方位的娱乐产品。海湾国家则利用足球来巩固其政治中心地位。非洲渴望获得认可和代表权。与此同时，亚洲则希望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最后，拉丁美洲依然拥有其最具影响力的民间传说。因此，2026年男足世界杯与其说是回归西方，不如说是一个过渡时期。因为国际足联并非美国的傀儡。 卢卡斯·奥宾最后指出，当然，各国政府都想利用世界杯，企业想出售它，广播公司想转播它，球迷则想拥有或重新定义它。他认为，在这个游戏中，专制政权也想利用它来试图正常化自身或为自己赢得一些信誉。而民主国家则想借此投射自身的价值观。最后，归根结底，国际足联希望继续扮演这种可称之为有组织混乱的局面中不可或缺的仲裁者的角色。 因此，2026年，纽约和新泽西州将举办决赛。画面或许会很美。世界足球在资本主义的伟大中心之一举行。奖杯在全世界的镜头下高高举起，赞助商在幕后，各国元首在看台上，因凡蒂诺主持着仪式，国际足联则站在舞台中央。 但我们不能误解这一切。这并非西方世界重新掌控足球的标志。这将进一步证明西方依然处于中心地位，但它现在必须与其他参与者共享舞台。2026年7月19日，球场上肯定会决出胜负，但真正的教训却蕴藏在其他方面。  足球仍然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只是如今没有人真正掌握了它的语法。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赫格塞斯于6月6日访问参加诺曼底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时，发表的讲话内容与2025年11月美国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完全一致，也凸显了美国与欧盟之间的战略分歧。他告诫欧洲人：尽快加强你们的军事自主权，不要指望美国来保卫你们。分析认为，面对来自俄罗斯、中国以及现在的美国的压力，欧盟的地缘政治形势现状被形容为介乎脆弱性与韧性之间，被迫独自应对当代的安全挑战。欧洲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来应对？从在欧洲大陆进行的这场超过4年的乌克兰战争中又能汲取什么经验和教训？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法语部地缘政治节目Géopolitique采访了法国战略思想界领军人物文森特·德波尔特（Vincent Desportes）将军。他在新书《战略：要义、思想与行动》（由奥迪尔·雅各布出版社出版）中指出，在全球平衡日渐动摇的当下，战略不仅是战争的艺术，也是和平、威慑和长远规划的艺术，帮助读者理解权力、影响力和当代冲突的运作机制。（本次节目节选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 当世界似乎迷失方向时，我们如何构想战略？ 德波尔特将军：“我认为，战略首先在于退后一步，采取长远的视角。如果进行观察我们就可以明白，现在正处于深刻变革的时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混乱状态，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即将结束，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这正是我们必须从战略角度看待当前局势的方式。战略家是积极主动的人。我们清楚地看到，无论有没有我们，未来的世界都将建成。作为欧洲人，作为法国人。我们都必须为重建这个新世界做出贡献，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客体。” 在各国政府及其领导人越来越受到他们无法掌控的因素制约的时代里。战略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德波尔特将军：  我在书中阐述的原则是：世界越复杂、变化越快，我们就越需要坚持战略。否则，就像一个被海浪抛来抛去的软木塞，一事无成。所以，战略的精髓就在于驾驭不确定性。正因为我们不再了解未来会发生什么，才更需要保持战略性。而具有战略性的前提就是要有计划。制定战略是因为想有所作为。这一点也完全适用于欧洲，因为欧洲恰恰缺乏战略。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战略，才输掉了战争，或者说，我们长期以来都认为自己会输给俄罗斯，因为我们无法制定共同的战略。欧洲正被各种因素左右，东西两侧都受到南方国家的威胁。它需要的是一个愿景，然后是实现愿景的手段。欧洲希望在《罗马条约》签署一百周年之际，2057年成为什么样子？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确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的关键。欧洲也必须采取战略性方针。 您认为欧洲正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 德波尔特将军：我认为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而且变化速度极快。近年来，尤其是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包括格陵兰危机、委内瑞拉危机和伊朗危机等事件清楚地表明，我们身处一个全新的世界。本质上，欧洲曾认为自己受到世界的保护，受到美国的保护。但我们明白，这两种情况已经彻底改变，我们所信仰的康德式的永恒和平已经消失，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也能遭到常规手段的攻击，而且，美国也不再愿意保护我们。因此，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不能再生活在自己的幻想泡泡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身如此完美，没有人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显然被迫采取战略性措施。我认为，事态发展极其迅速，即使那些持续了几十年的习惯显然难以改变。“ 您刚才提到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世界，战争已经持续了四年半，依您的观察，到目前为止，从这场冲突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什么？ 德波尔特将军： “我认为在不同层面上都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吸取。如果我们从最小的层面，也就是战术层面开始可以清楚地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长达四年的艰苦战争彻底改变了地面战争的格局。这一点实际上不足为奇。比如，在1914年法国军队参战时，士兵们还穿着红色裤子，而到了1918年战争结束时，他们已经拥有了飞机和坦克，这些战前几乎不存在的战争工具。因此，战争在作战层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我们来说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现在的模式不再真正适应未来的战争，我们落后了。我们是在为一场“战中之战”做准备，而我们实际上还没有经历过这场战争。所以，我们并没有像乌克兰和俄罗斯那样亲身经历这种演变。如果从更高的层面，从作战层面来看，就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并非在打一场战争。战争初期我们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战争就是用现有的军队打仗，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这样告诉自己。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在1940年代输掉战争的原因之一。我们一直以为有时间动员预备队并赢得胜利，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战争就是用现有的炮弹打仗，当你没有炮弹时，你只能硬着头皮打，然后遭受损失，最终溃败。 法国的问题在于，大幅削减了国防预算，导致兵力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炮弹，备用器材也不足。因此，我们现在才需要努力重建实力。我认为，从战略角度来看，这场战争的胜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再取决于前线，而要取决于战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教训。由于美国人做出的选择，我们也接受了这些选择，他们迫使欧洲军队只能进行战术性作战。也就是说，所有战略行动手段——我指的是情报、纵深打击能力、卫星、北约内部的战略运输——都掌握在美国手中。现在，我们很清楚美国正在放弃对欧洲及其资源的防御。我们被剥夺了这些能力，因此，必须重新获得能赢得这场战略战争的能力。这就需要深入作战。但目前，美国的政策严重剥夺了我们这些能力；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忘记。 您认为北约正面临生存危机吗？ 德波尔特将军： “ 我认为北约正迅速步入一场生存危机。北约不会就此消亡。北约内部会衍生出新的组织，但那不会是北约本身，因为北约的首要原则是成员国之间完全的互信，尤其是绝对确信，如果欧洲受到保护，美国一定会出手相助。这是其根本原则。如今，这种信任已被打破，北约也清楚地意识到，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想象继续维持之前的架构。 北约必然会演变。北约对我们重要吗？答案是否定的。北约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保卫欧洲，而美国当初又为何同意加入北约？原因是他们有意控制欧洲。我们显然正在面对这种情况。形势已经改变。因此，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北约本身，而在于欧洲人能否在没有美国帮助的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 正如我在书中明确指出的，制定战略时，不能忽视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如果俄罗斯在某个时候决定以某种方式攻击欧洲，或者美国介入其中，那么我们必须具备反击的能力。因此，如果北约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那当然很好。但我们必须考虑北约不复存在的情况。如果我们的领导人不建立新的机制，使我们能够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明天早上就能独立进行反击，那将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北约，而在于欧洲国家的国防自主权，这才是根本所在。欧洲防务问题错综复杂，但必须向前推进。很显然，有很多方法可以推进这个问题。 您认为美国会退出北约吗？ 德波尔特将军： “他们肯定会这么做，他们一定会这么做。这是不可避免的。很久以前，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戴高乐将军就做出过这样的预言，这也是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加自由的原因。从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的战略轴心转向亚太开始，这一趋势只会愈演愈烈，也就是说美国的利益不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占全球GDP 58%的世界中心。美国离开绝对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如你所知，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 82年前，当美国人在欧洲登陆时，超过90%的美国人是欧洲后裔。欧洲对他们来说意义非凡。今天，在四代移民之后，这一切都正在改变。如今，近48%的美国人并非欧洲裔——他们来自拉丁美洲、非洲或亚洲。这意味着他们与欧洲的地理和文化联系都在减弱。奥巴马几乎没有欧洲血统。事实上，正是他提出了战略转向。卡玛拉·哈里斯则完全没有欧洲血统。所以，我们只能学会像成年人一样生活，接受这种不可避免的现实。 与此同时，无论如何，我们显然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且现在说“盟友”都有些勉强了——但至少是友好关系。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听从我们的任何安排。我们不要忘记，因为这一点有时会被人遗忘，1944年美国解放的并非法国。艾森豪威尔接到的命令是攻占柏林，他最终的决策是正确的。幸运的是，从巴尔的摩到柏林的直线大致穿过法国。所以，这是一个战术选择。我提醒各位，波兰位于斯大林从柏林到莫斯科的路线上。因此，当美国人做某件事时——我们不能因此责怪他们——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就像所有国家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考虑到，他们是在为自身利益而行动。我们也是为自身利益而行动，所以让我们保持成熟。不要指望这些人会来帮助我们。因此，让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防御能力。而且我们需要尽快做到这一点。 中国是否有战略？  德波尔特将军：“当然，中国有战略。中国显然是一个战略型国家。您知道，我对此研究颇多。我显然不是……当你观察中国的行动，观察它的长期行动，观察它如何利用自身潜力，观察趋势并放大有利因素时，你就能清楚地看到它的战略性，而且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中国并非完美的民主国家——这还是保守的说法。显然，你可以看到这些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进行长期的战略决策。看看中国政府制定的新计划，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正在着眼于长远目标，并逐步创造实现这些目标的条件：趁敌人虚弱时攻击它。习近平主席显然乐见美国犯错；这对我们不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步步从无到有地崛起。我们知道，中国曾经只占世界GDP的2%，现在已经翻了近十倍，正在成为未来的世界强国。我这里暂且不谈正在显现的人口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确正在主导世界，而这对我们来说也并非好消息。“

五月中旬，北京接连迎来两位重量级人物。 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於5月13日访华，与习近平举行“特习会”； 紧接着，特朗普離開仅仅四天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又於5月19日抵达北京，与习近平展开新一轮会谈。 美国总统与俄罗斯总统，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先后走进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场景，在中国外交史上几乎前所未见。 这是否意味着，北京正在成为新的全球外交中心？中国是否正在借国际危机与大国竞争，进一步强化自己的战略地位？  罗马路易斯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弗拉维娅·卢琴蒂 (Flavia Lucenti) 在接受法廣姊妹電視台France 24的採訪時表示，这两场访问最值得关注的， 其实未必是会谈内容，而是它們在时间上的高度接近。  她指出，在短短几天内，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先后访问北京，本身就极具象征意义。  卢琴蒂: “普京这次访華的时间点本身，可能就是最值得注目的其中一點。他選在特朗普刚離開中國五天內便往前北京。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美国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在同一个月内先后访问北京。”  卢琴蒂还特别提到，习近平今年甚至没有出席莫斯科“胜利日”阅兵。但普京仍然专程飞往北京。  不对称的中俄关系 这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中俄关系如今出现了新的不对称。  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俄罗斯遭到西方制裁，莫斯科对中国经济与外交支持的依赖，明显上升。  普京此行最希望推进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协议，至今仍未正式拍板，也反映出北京在中俄关系中握有更大的主动权。 这条计划中的管道，将从俄罗斯西西伯利亚，经蒙古，向中国输送天然气，全长约2600至2700公里。  对普京而言，这是一條战略生命线，因为俄罗斯急需新的能源出口通道。 但问题在于中国并不急。 不过，卢琴蒂指出，伊朗危机与霍尔木兹海峡风险，确实让中国更加重视陆上能源运输。  卢琴蒂: “我认为，从伊朗战争及其对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中，我们能看出的最重要的一点，大概就是它们现在更加重视能源贸易关系了。然而，中国佔了俄罗斯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但俄罗斯仅占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4，这使得这种关系明显失衡。因此，这场战争带来的影响——即双方再次就改善天然气贸易进行磋商——无疑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为该地区这两国之间营造出一种公平的表象。”  换句话说，俄罗斯如今越来越依赖中国；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却远远没有那么深。  北京即便需要俄罗斯的能源， 但它正在利用这种不对称关系，扩大自身的战略主导地位。 北京的外交野心 法国历史学家与作者蒂埃里·沃尔顿 (Thierry Wolton) 则从更宏观的角度，解读中国的外交野心。  在接受France 24的採訪時，他表示，北京希望展示自己是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力量”，但更深层的目标，其实是改变二战后由西方建立的国际秩序。  在他看來，中俄共同的“反西方意识形态”才是关系核心。  沃尔顿: “很显然的，中国的雄心壮志在于展现自身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其决心毋庸置疑。而且，中国也毫不掩饰其可能改变世界秩序并成为主导者的意图。  这未必是为了再次在经济和政治上主宰世界，而是为了改变西方國家立的规则——这些规则建立于1945年，并不适合独裁和极权国家。”  沃尔顿认为，中俄之间正在形成越来越明显的协调关系，而中国背后，还聚集着一批对西方体系不满的国家。  沃尔顿: “在习近平身后，還有来自非洲、亚洲等地的一大票独裁者。他并非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但说到底，他才是帶頭的那位，他也对此毫不掩饰，甚至直言不讳。”  换句话说，北京今天推动的，不只是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是一种“规则重塑”。  而习近平，则希望成为这个新秩序中的核心领导者。  卢琴蒂指出，中国正在利用目前的國際局势，展示自己的話語權。  卢琴蒂: “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系列外交访问，可以说，是前往习近平的“朝廷”进行的會晤，而且正值中国正展现出其作为国际舞台上核心领导者的风采之际。”  台湾议题 而在这一连串大国外交背后，台湾，始终是最敏感的一环。 在台海问题上，特朗普最近释放出的讯号，也出现明显变化。 就在与习近平会面后数小时，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访时警告台湾不要推动独立，并表示，美国“不想为了台湾打一场远在9500英里之外的战争”。他同时呼吁北京与台湾“都冷静下来”。  不过，特朗普随后又表示，他未来可能会与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并讨论对台军售问题。  这将是一项高度敏感的举动。因为自1979年美国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北京以来，美台领导人从未正式直接通话。  而5月20日，赖清德就职满两周年。他表示，如果有机会与特朗普通话，他会向美方强调，“台海和平稳定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并指出“中国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赖清德也强调，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是“维持和平的必要手段”。  去年12月，美国国务院批准总额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创下历来最大规模。《金融时报》今年初则披露，华府正在规划另一批规模高达140亿美元的军售方案。  据《自由时报》报道，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教授谭伟恩认为，中国区域影响力持续扩大，对台湾而言，无疑是一个压力不断升高的讯号。  他指出，北京对“不承认九二共识”的政治力量始终抱持敌意；如果“统一”仍是中国坚持的唯一选项，那么两岸之间剩下的，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特朗普此次访华反映出，美中台三角关系，正在进入新的不确定阶段。  今天的中国，正在同时接待美国、俄罗斯，也持续向欧洲与非洲扩张影响力。  而在俄乌战争、中东危机与台海紧张同时升温的背景下，北京希望传递的信息越来越清晰——无论世界如何分裂，中国都握有不可忽视的话语权。  但当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把北京视为全球秩序中无法绕开的角色时， 问题或许已经不只是——中国是否正在挑战美国、甚至试图取代它的位置。 而是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将由谁来定义。 

夹在俄罗斯、土耳其、伊朗与欧洲之间，人口只有三百万的亚美尼亚，如今正站在地缘政治风暴的中心。上周，五十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与政府首脑齐聚埃里温。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到访，与亚美尼亚签署新的战略协议。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则高调展示国家“向欧洲转向”的决心。但亚美尼亚真的能够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吗？欧洲会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吗？ 今天，我们结合两位法国专家的分析，走近这个处于十字路口的国家。  在亚美尼亚持续深化与欧洲关系之际，并接连举办相关国际峰会后，俄罗斯于上周四作出强烈回应。  莫斯科称，亚美尼亚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会令人无法理解，并警告其不要进一步靠拢欧盟。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社会对这一幕感到愤慨与困惑，长期被视为友好国家的亚美尼亚，如今被当作平台使用，并质疑这一平台究竟为谁服务。  她同时批评亚美尼亚领导层与乌克兰方面的接触。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回应称，在乌克兰问题上，亚美尼亚并非俄罗斯的盟友。  莫斯科还批评亚美尼亚与欧盟发表的联合声明，认为这将推动亚美尼亚靠近反俄阵营，并带来政治与经济后果。  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中东项目负责人多萝西·施密特(Dorothée Schmid)看来，亚美尼亚如今已经成为大国竞争中的关键节点。  她受法广姐妹电视台France 24采访时指出，这个国家位于多个势力范围之间：俄罗斯、欧洲、伊朗，以及美国。  施密特： “亚美尼亚如今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位置，因为它正处在一场影响力争夺的中心。它位于不同势力范围之间：俄罗斯势力范围、欧洲势力范围、伊朗势力范围。此外，美国也以某种仲裁者的身份存在。”  施密特指出，欧洲如今非常关注高加索地区的交通与能源路线。  在欧洲看来，如果能够重新开放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就可能改变整个地区的经济格局。  施密特： “如果能够打通高加索地区，尤其是重新开放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境，就能让那些把中亚原材料运往欧洲的路线真正畅通起来，并建立比经由俄罗斯更有效率的运输方式，从而促进欧洲经济增长。”  而在亚美尼亚国内，总理帕希尼扬也试图借助“欧洲路线”，为国家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不过，亚美尼亚长期深度依赖俄罗斯。  俄罗斯不仅在当地驻军，还掌握着能源、天然气与大量基础设施。  《Conflits》杂志研究主任提格兰·叶加利安(Tigrane Yégavian)受France 24采访时表示，埃里温如今正在测试莫斯科的耐心。  叶加利安： “俄罗斯向亚美尼亚出售一千立方米天然气的价格大约是115美元，比市场价格便宜四到五倍。因此，人们必须预料到莫斯科会作出极其愤怒的反应。”  叶加利安指出，亚美尼亚目前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对俄罗斯的经济依赖。  叶加利安： “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贸易大约占40%，而与欧盟的对外贸易只占7%到8%。”  更敏感的，是安全问题。  2020年与2023年纳卡战争之后，亚美尼亚社会至今仍深受创伤。超过十二万纳卡亚美尼亚人流离失所。  许多人不再相信俄罗斯是可靠的保护者，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确定欧洲是否真的愿意承担安全风险。  法国近期向亚美尼亚出售“凯撒”自行火炮，并签署新的防务合作协议。  但在叶加利安看来，这种支持仍然有限。  叶加利安：“亚美尼亚订购了34门‘凯撒’自行火炮。这当然非常重要，也很好，但面对阿塞拜疆始终存在的现实威胁，这还不足以形成真正的威慑。”  与此同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虽然正在推进和平协议，但双方依旧严重缺乏互信。  叶加利安指出，巴库至今仍未释放纳卡亚美尼亚战俘，也没有停止破坏当地文化遗产。  叶加利安：“阿塞拜疆正在纳卡地区摧毁教堂与大教堂，继续关押战俘，而欧洲并没有施加足够压力，去推动一种建立在真正互信基础上的和平。”  在一些观察人士看来，对于阿塞拜疆政权而言，“和平”本身甚至可能削弱其政治合法性。  除了地缘政治，亚美尼亚内部也正在经历深刻分裂。  一边，是支持帕希尼扬继续向西方靠拢的人；  另一边，则是认为政府正在放弃民族历史与国家记忆的反对派。  争议最大的，正是1915年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历史记忆。  叶加利安指出，许多传统侨民对于这一问题极为敏感。  叶加利安：“这一批侨民群体，对种族灭绝的国际承认极其重视，因为这几乎构成了他们最核心的身份认同标志。”  而如今，为了推动与土耳其的关系正常化，亚美尼亚政府被一些批评者指责正在淡化这些历史符号。  这种争论，也进一步加深了亚美尼亚社会内部的裂痕。  不过，多萝西·施密特认为，尽管风险巨大，但帕希尼扬确实完成了一项重要外交突破。  施密特：“这是亚美尼亚第一次举办如此规模的国际活动。这本身就说明，帕希尼扬取得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外交成功——他让自己的国家重新出现在国际地图上。”  施密特指出，如今的亚美尼亚虽然弱小，却已经成为多个大国都无法忽视的战略节点。  施密特： “今天有这么多国家和领导人集中来到埃里温，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这说明，虽然亚美尼亚是个小国，但它对很多大国来说都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地缘政治节点。”  然而问题是： 当一个小国同时被俄罗斯、欧洲、美国、土耳其与伊朗拉扯时， 它究竟还能保有多少自主空间？  从纳卡战争，到欧洲峰会；从俄罗斯阴影，到土耳其和解； 亚美尼亚，正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