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专栏

在当地时间11月3日夜间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夺得了联邦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甚至在得克萨斯、俄亥俄、堪萨斯等共和党的传统根据地夺取了议席，并在州长选举中从选举前的24个州长职位增加到30个，这场选举对民主党而言是一场历史性大胜。 这次选举不仅改变了国会的政治格局，也使特朗普总统在剩余两年任期内面临更加严峻的政治挑战。在两院占据多数的民主党，在发挥国会权力、阻止或修改特朗普提出的法案、财政预算、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和官员展开调查、参议院人事确认权、外交与贸易立法及关税等方面都会对特朗普政权产生巨大压力，有望出任新一届众议长的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4日表示：众议院像特朗普政权的附属机关那样运作的时代结束了。 那么这次选举将对日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在这次中期选举中，特朗普政权变成了“跛脚鸭”，也可能预示着共和党在2028年的总统大选中将惨败，因此增加了日本向特朗普政权说“不”的空间。无论在关税谈判方面，还是在因应特朗普政权要求向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乃至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方面，都有了放慢脚步，耐心等待的时间与空间，在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对抗特朗普政权制裁的一贯立场上也将更加强硬。特朗普政权提出的法律，包括与日本的相关法律，在国会可能会得不到通过或大大延长通过的时间，这些都给了日本与特朗普政权逶迤迂回留出了余地，另一方面，如果国会的监督力度增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保障日美相关协议的持久性以及同盟政策的连续性。 第二，鉴于此次中期的结果并展望202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日本将改变对特朗普政权孤注一掷的缺少平衡感的外交，将加强与民主党的联系与合作。 第三，在外交方面，也可能暂时给日本带来不利因素。日本政府人士等认为:由在野党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将使特朗普政府难以在内政方面取得成果，好大喜功的特朗普可能会在总统可以最大程度发挥其权限的外交方面胡来，因此正密切关注特朗普将在外交领域提出什么新方针。 特朗普可能急于通过外交取得成果，以打造自己的政治遗产，如加紧与中俄朝的靠拢，在有关东北亚的安全保障方面出卖日本的利益，也可能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大幅让步，这样无疑会加重处于“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中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的负担与威胁。特朗普也可能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谈判，甚至承认朝鲜拥有核武器的既成事实，并以撤出驻日驻韩美军要挟，要求日韩大幅增加军费，甚至可能提出极其惊人的具体目标数字，也可能为了向中俄朝让步，大幅减少在此地区日美及日韩的军事演习的质量和数量。 第四，从经济方面来看，如果国会不再批准特朗普对伊朗战争的军事预算，可能会迫使特朗普政权结束这场战争，即使他在新议会与明年1月开始之前，对伊朗再次发动攻击，这场战争无论从国会的布局还是从美国的民意来看都将无法持续下去，这无论对日本与伊朗的关系还是对日本经济来说，都是有好处的。 这次选举立即影响了对日本物价有直接影响的原油价格，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的第二天，即4日国际市场的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基准原油——“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期货价格，4日收盘时跌至每桶88美元左右，较前一日下跌超过8%，创下约一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原油价格下跌，日本的物价上涨也有可能得到缓解，也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从另一方面看，共和党主导的议会试图采取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民主党则更加重视遏制财政恶化，如果财政赤字扩大势头得到遏制，美国财政的可信度就会恢复，美元就可能受到追捧，日元则可能遭到抛售，将出现“美元升值、日元贬值”的局面，这将加速日元急速贬值的负面因素，日元不断贬值，将迫使长期利率上升，股价也会下跌，此外，国债利息支出随之增加，从而加重国家财政负担，作为“早苗经济学”招牌政策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将亮起红灯。 而从股价来看，民主党获胜后，市场对人工智能监管将趋于强化的警惕情绪升温，以人工智能、半导体相关股票为主，4日的日经平均股价一度下跌3000日元。 正处于与中国争夺人工智能霸权的美国，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正迎来一轮建设热潮，而数据中心需要消耗大量水资源和电力并严重破坏环境，为此以民主党支持者为主的群体发起了反对运动。民主党多位重要政治人物在竞选过程中提出了反对无限制扩大数据中心规模的政策主张，而数据中心一直以来都是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监管是否会进一步加强的担忧有所加剧。由于日本股市中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基础设备和技术支持的企业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日本股票市场感受到逆风压力。 日经平均股价自去年10月以来，虽然曾有声音指出市场存在过热迹象，但仍持续上涨，并于6月突破7万点。然而，此后上涨势头未能延续，6日收盘时，日经平均股价下跌3643日元，报57434日元，半年以来首次跌破6万点。2026年11月5日，东京股市日经平均股价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跌，创下自5月20日以来约五个半月的新低。6日，东京股市日经平均股价创下历史第三大跌幅。 目前日本的经济面临着通货急剧膨胀、国家财政赤字不断增大，在世界排名第一及日元贬值等多重负面因素，唯有股市还有一点儿亮色，如果股市也彻底崩盘，将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 因此可以说，特朗普率领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惨败，对日本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日本还是希望民主党主导美国政权，日本是个循规蹈矩的民族，对于异想天开，没有可遵循的价值观和政策的恒定性的特朗普政权，日本实在难以对付。

据日本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透露，自2026年4月以来，该委员会接到企业报告的因非法访问而导致的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累计涉及人次约达2.6亿人次，约是日本人口的两倍。根据IBM网络安全部门发布的报告《X-Force威胁情报指数2022》，2021年遭受网络攻击最多的国家是日本，而在新的一轮网络攻击中，日本也是重灾区。  市场调查咨询机构MM综合研究所（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调查显示，今年1月至9月，因网络攻击导致的信息泄露事件共发生454起，较去年同期的304起增加了49%。截至10月13日，全年累计已达485起，超过2025年全年的432起，创近5年来最高纪录。 9月，共享汽车服务“Times Car”被曝发生信息泄露事件，约660万条会员信息（包括已退会会员）遭到泄露，其中包括驾驶证图像等个人资料；10月，烤肉连锁店“烤肉之王”（焼肉きんぐ）和汉堡连锁店“汉堡王”（Burger King）等企业接连发生数据泄露事件，受影响数据超过1000万条。佐川急便则宣布，最多可能有约5323万条数据外泄，其中包括货物配送运单数据等信息。 野村综合研究所网页10月28日刊登了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在时事解读专栏发表的文章《日本企业遭受网络攻击的经济损失——补充报告：受害范围从单个企业扩大至社会基础设施 英国政府估算：网络攻击造成的成本相当于GDP的0.5%》，对日本企业遭受网络攻击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在10月13日发表的专栏中，笔者曾对近年来日本企业遭受网络攻击给日本经济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估算（专栏：《日本企业遭受网络攻击的经济损失：受害企业销售额减少1542亿日元，GDP损失估计为557亿日元》，2026年10月13日）。 当时，通过企业公开信息和媒体报道，已经能够确认网络攻击对销售额造成影响的，仅限于KADOKAWA、朝日集团控股（Asahi Group Holdings）、ASKUL（雅虎购物旗下企业）和日冷（Nichirei）4家主要企业，因此，相关估算也是以这4家企业的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估算结果显示，4家企业销售额减少总计1542.0亿日元，由此推算出的GDP损失额为556.8亿日元。 为什么日本成为网络攻击受害的重灾区，首先是日本在网络安全在世界上属于最差一级的。 TBS电视台2026年10月8日【news23】在网络刊登题为《日本的网络安全水平全球最差”——国际黑客组织Qilin在独家采访中指出日本的脆弱性：如果“失控AI”发动黑客攻击……》的文章指出：国际黑客组织“麒麟”（Qilin）对日本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日本是世界上计算机安全防护最薄弱的国家之一。” 《Courrier Japon》10月18日刊登题为《美国媒体报道：“日本为何成为网络攻击的绝佳目标”》指出： 日本企业和地方自治体频繁遭受网络攻击，个人信息泄露事件接连发生。美国《纽约时报》也关注到这一系列网络攻击，在报道受害情况的同时，对“日本为何成为攻击目标”进行了如下分析。 文章指出日本“网络能力处于世界最低水平”，日本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也是机器人、汽车和电子设备的重要生产国，长期以来一直是黑客眼中的绝佳攻击目标。专家指出，尽管日本是较早引进新技术的国家，但其网络安全基础设施仍处于发展阶段。微软的一份报告显示，2026年，在亚洲地区，日本是遭受网络攻击威胁最频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台湾。 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于2021年6月28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从网络和数字领域的综合实力来看，日本明显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被列入排名最低的第三档国家。报告认为，日本尤其在网络防御领域存在明显滞后。 该报告分析了包括日本、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以及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内的15个国家的数字经济与安全保障能力。根据IISS的评估，美国位居第一档；中国、俄罗斯、以色列、英国和法国等国被列入第二档。另一方面，日本则与伊朗、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等国同处第三档。报告指出，日本“在若干领域存在严重的脆弱性”。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令和7年度通信利用动向调查》（2026年5月29日公布，调查对象为员工人数100人以上的企业，样本数n=2488），采取某种网络安全应对措施的企业比例达到98.0%。 具体措施的实施比例如下： 在终端设备上安装防病毒程序   82.0% 通过ID和密码进行访问控制   60.4% 在服务器上安装防病毒程序    60.2% 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54.7% 设置或安装防火墙        51.9% 制定信息安全政策        48.2% 为操作系统安装安全补丁     43.5% 记录访问日志  41.0% 虽然98%的企业表示已经采取了某种网络安全措施，但安全补丁的安装和访问日志的记录比例仍只有四成左右。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企业的网络安全防护存在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安装了防病毒软件，但在系统更新和安全记录等方面的措施仍很不足，依赖防毒软件自身的功能的较多，常备不懈人为点检的比例较低。 日本的网络安全和防御能力处于较差水平，一方面与日本的网络技术基本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之外，另一个就是日本的社会安全系数较高，使人们的防范意识很差，这种“和平天真”也延伸到了网络领域。现在在日本各地，还到处可以看到的无人售货的蔬菜摊床等，菜可以随便拿走，付钱不付钱全靠你的自觉，没有人看管。最近许多商店实行客人自行扫码自助结账，软银株式会社的子公司SB支付服务株式会社面向消费者和商家双方，就2025年自助结账机的使用情况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消费者使用过自助结账机的比例为94.1%；商店引进自助结账机的比例为55.5%。但是在大多数商店里客人究竟是不是把拿到手的商品全部扫码付款似乎很难全面把握，要靠客人的高度自觉。 根据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性智库和平经济研究所（IEP）2026年版《全球和平指数》（Global Peace Index），日本在1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0位，较上一年的第13位上升了3位。在“社会安全与治安”领域，日本在163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4位。 而如今网络已经连接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今天，日本人这种极度缺乏预防和防卫意识的状态已经完全不适用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意识上都需要彻底革新。

最近，关于于11月18日、19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将举行中美俄三国领导人会谈的消息日益显现出实现的现实性，而三国的首脑会谈，也会对把美国作为唯一同盟国的日本造成一定的冲击。 三国会谈能否真的实现？ 从现在各方面的消息看，三国领导人会谈可能性很大。据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9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电话会谈，并提议借下月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机，举行中美俄三国领导人会谈。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19日表示，他愿意最早于11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有关军备控制问题的领导人会谈。如果会谈得以实现，这将是三国首脑首次举行此类磋商。 特朗普对记者表示：“我们可能会举行会谈，讨论核武器和无核化问题。”他还说：“如果习近平主席希望举行会谈，我会同意。我们还会讨论贸易等其他问题。” 从目前来的情况看，美国和俄罗斯已经直接表达了希望会谈的意愿，那么中国怎么样呢？ 俄罗斯总统助理（负责外交政策事务）乌沙科夫10月21日透露，鉴于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可能于下月举行首次三国领导人会谈，中国政府已着手进行相关准备。 乌沙科夫表示：作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东道国的中国朋友们，将着手进行相关准备。更准确地说，他们已经开始准备了。如果条件成熟，中国将把三国领导人会谈纳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日程安排。 普京21日在圣彼得堡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乌沙科夫就三国磋商的构想称：“莫斯科、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拒绝这一设想。”看来三国首脑首次会谈呼之欲出。 特朗普会不会顺访朝鲜或在中国与金正恩会面引人注目 在11月3日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中，由特朗普总统领导的共和党正面临一场艰难的选战。目前，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维持的多数席位，都有可能被民主党夺走。特朗普在短期内已经无法挽回支持率低迷，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在外交与安全保障领域，总统依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这次欲举行中美俄三国首脑会谈，也是希望在外交上得分。 而特朗普会不会再打出另一张“王牌”，即与他称为“亲密朋友”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一场出人意料的首脑会谈十分引人注目。朝鲜不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特朗普要实现与金正恩的会谈需要顺访朝鲜或在中国与其会谈。 特朗普或许打算从金正恩那里争取到某种让步，取得一定成果，并以此向选民展示政绩。 10月12日，特朗普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当被问及其访问亚洲期间是否可能举行美朝首脑会谈时，他回答说：“也许会见面。那将会令人兴奋。” “我和他（金正恩）相处得很好。”可以认为，特朗普借助媒体向朝鲜方面传递了希望举行首脑会谈的信息。 而特朗普在19日（当地时间）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有记者问特朗普“你认为下个月能在中国与朝鲜领导人会面吗”时，他表示：“不知道。” 但是同时特朗普总统表示：“我和金正恩委员长相处得非常好”，再次强调了自己与金正恩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还说：“我不确定他是否希望举行会谈，但我和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 而金正恩于10月24日突然访问中国。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表面上看，金正恩此行是为了纪念中国参加朝鲜战争76周年以及边境大桥通车等活动，但外界认为，其真正目的一方面是向国际社会炫耀中朝关系的“蜜月状态”，另一方有意重开美朝交涉，也可能是为安排在中国进行美朝首脑会谈“打前战”。 如果特朗普能和金正恩见面，不论是否取得什么成果，可能都会给特朗普所领导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加分。 日本担心什么？ 那么，日本对这次会谈担心什么呢？ 首先，如果中美俄首次实现首脑会谈，将对乌克兰战局乃至东北亚的地缘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中俄朝在安全保障方面都在威胁着日本，如果特朗普与这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形成重大威胁的集权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握手言欢，达成某种合作的共识，那就一定会严重弱化日美同盟和美韩同盟。 第二，日本对三国首脑会谈的举行对将与会的高市早苗首相的外交活动产生的影响比较担心高市早苗的外交空间可能会受到挤压。高市早苗在10月16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是否会出席11月在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回答说：“如果能够获得国会的批准，我就会出席。”如果中美韩三国首脑的会谈先于高市首相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那么高市怎样对应与特朗普的会谈将很难预设，针对中俄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等话题也将很难开口，高市如何与特朗普讨论三国会谈都将成为外交难题。 日本方面现在也正在积极争取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实现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如果实现了三国首脑会谈，日中首脑会谈可能会因为中国实现了三大国的合作更加蔑视日本，使日中首脑会谈更难实现。 第三，日本担心在中美俄三国会谈中，美国为了从中俄得到更多的利益，在台海安全等方面作出出人意料的让步，那么对一贯认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日本来说，就又增加了新的忧虑。 第四，日本担心历史的叠印。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4日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allies）。美国总统在谈及二战时称中国为“盟国”这种说法极为罕见，在日本政府内部和媒体都引起很大波澜。 而这次中美俄首脑会谈，也会令人想起中美俄共同抗日的历史。韩国《韩民族日报》论说委员朴显10月23日在雅虎新闻网上发表题为《中美俄三国首脑会谈会成为“第二次雅尔塔会议”吗？》的文章，在题目和文章中谈及雅尔塔会议。 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中，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签署了一份针对日本的秘密协定，即《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通称《雅尔塔协定》或“雅尔塔密约”）， 在协定中苏联正式承诺，在纳粹德国投降且欧洲战争结束后的2至3个月内，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 朴显在文章中指出：“如果此次会谈得以实现，那么，世界三大核大国领导人齐聚一堂的场景本身就将成为一种信号。这可能成为一个象征性场景，预示着一种‘势力范围秩序’的到来——大国之间取代‘基于规则的秩序’，转而决定弱小国家的命运。” 三国能不能像9月中美首脑会谈那样，谈及中美俄共同抗日的历史，也是日本十分担心的。

最近，美国加紧制裁国际刑事法院（ICC）进行制裁，美国政府于8月18，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日本人院长赤根智子和一名来自塞内加尔、隶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列入新的制裁对象。据国际刑事法院介绍，自2025年2月特朗普签署可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总统令以来，美国已对国际刑事法院17名相关人员实施了制裁。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0月9日发表声明，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体实施制裁。 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鲁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 但美方又给出了6个月的缓冲期（180天），鲁比奥还表示：这是给国际刑事法院和加盟国一个对应美国关切的机会。 在这以后，日本一直表示：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和日本的立场并不相容，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但是日本虽然在美国宣布制裁刑事法院后参加了8国外长声明和21个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主席团国于10日发表声明，一同对美国的制裁表示反对，但是在单独的声明中没有直接谈到反对美国的制裁，高市早苗首相10月9日在X上发文谈及美国此次决定对国际刑事法院（ICC）本身实施制裁，她指出：日本一贯重视维护国际社会的法治，并支持承担这一职责的国际刑事法院。此次措施与日本一贯坚持的立场不相容，对此我们深表关切。 正如我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讲以及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所阐述的那样，日本一直坚持上述立场。 正如前不久日美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共识，鲁比奥国务卿与茂木外务大臣将进行沟通，今后也将继续保持沟通。日本将立足于自身立场，继续向美国开展工作，同时继续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及有关国家保持沟通，并提供必要支持，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0月9日发表《关于对国际刑事法院（ICC）实施制裁》的外务大臣谈话中指出：要使国际刑事法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职能，成为一所具有普遍性、能够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及其缔约国必须共同应对该法院面临的各种问题，确保其得到妥善运作。日本也将作为缔约国参与相关讨论，并继续提供必要支持。 此外，基于日本的上述立场，我们将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交换意见，并继续保持沟通。 由此可见，日本力图在国际刑事法院和美国之间进行沟通，使美国撤销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以便能使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存在下去。 美国的特朗普政权之所以如此痛恨国际刑事法院，也是出于一种担心。鲁比奥在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这也表现出特朗普担心自己受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和逮捕。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不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与是否加盟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 如果犯罪发生在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的领土内，或者非成员国接受国际刑事法院对发生在本国领土内的犯罪行使管辖权，又或案件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行使管辖权。 比如以色列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员国，当被指发生犯罪的地点巴勒斯坦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时，国际刑事法院也可以对以色列涉嫌者进行刑事搜查等，俄罗斯不是成员国，但作为犯罪发生地的乌克兰已经接受了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国际刑事法院可以立案搜查并发出逮捕令，因此，国际刑事法院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如果普京和内塔尼亚胡出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缔约国原则上负有依规约合作执行逮捕令的义务。 2020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上诉分庭推翻了此前的否决裁定，正式授权检察官对自 2003年5月1日 以来在阿富汗领土上发生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展开全面调查。这一授权涵盖了塔利班、阿富汗前政府军以及美国军队和中央情报局（CIA）人员的虐囚与暴力审讯行为。国际刑事法院（ICC）前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在历时多年的初步调查后，于 2016年发布的正式报告中认为，有合理依据相信阿富汗境内可能发生了涉及美国军方及中央情报局人员的战争罪，并据此寻求启动正式调查，尽管美国本身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由于阿富汗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依法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国际罪行拥有管辖权。 而特朗普担心，如果他在2029年下台后，他在加沙地区“助纣为虐”，帮助内塔尼亚胡屠杀巴勒斯坦人及在委内瑞拉和伊朗等地相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会因涉嫌违反国际法遭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甚至发出逮捕令，如果政敌民主党上台，绝不会袒护他。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攻击，即使以“自卫”为理由，两国仍可能担心这种军事行动被国际刑事法院认定为“战争罪”，特别是伊朗时间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首轮联合空袭首日，伊朗南部米纳卜一所女子小学遭导弹击中，据报造成180人丧生，受到伊朗政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的谴责，很多法律专家认为这起攻击违反了国际人道法。虽然伊朗和美国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加盟国，但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第3款的规定，非缔约国（如伊朗）可以通过向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长提交一份正式声明，宣布自愿接受法院对在其领土上发生的特定犯罪或特定时期的管辖权，这样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对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指控。 美国方面的要求就是国际刑事法院确保不追究美国总统、副总统、军事及情报高层等人员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采取进一步的全面打击，其实是也可以理解为要求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明确非缔约国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之内。美国的要求首先得到了俄罗斯的的支持，俄罗斯最高检察院10月8日宣布，已向包括国际刑事法院（ICC）总部所在地荷兰在内的多个国家提出请求，要求引渡在俄罗斯被判有罪的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俄方指称，国际刑事法院“在俄罗斯并非缔约国的情况下，仍非法起诉俄罗斯公民，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促使法院签发了非法逮捕令”。 英国《金融时报》5月19日报道称：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向他的中国同行习近平提议，与俄罗斯组成一个联盟，以反对国际刑事法院（ICC），这次讨论是在特朗普在中国的访问期间进行的，两位领导人进行了私人交谈。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但是习近平当时做出何种反应，不得而知。 而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1条与第122条的规定，修改该条约需要由《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正式提出动议，并在缔约国大会或审议大会上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由于美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它在法律上无权直接提出修改该条约的动议。如果要修改，必须由任意缔约国代为发起，或通过施压迫使缔约国行动。 日本是国际刑事法院的最大的出资国，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只有缔约国才拥有提出修改案的法定资格。因此可能日本希望在美国和国际刑事法院之间起一个桥梁作用，通过与缔约国的主席团国等沟通，看看是否有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有些条款的可能性。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1条（修正）第5款规定：“对本规约第五条（法院管辖的罪行）、第六条(绝种族罪）、第七条(反人类罪)和第八条（战争罪）的任何修正，应在出席并投票的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于交存批准书或接受书一年后，对已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对于未接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本法院不得对该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或在其境内实施的该项修正案所涉及的犯罪行使管辖权。” 在美国给国际刑事法院6个月的缓冲期冲期间，日本能否采取行动，促使国际刑事法院修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相关条款，或与美国之间达成某种妥协，十分引人注目。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中，写入对拥有核动力潜艇进行调查研究的方针，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0月上旬透露了这一消息，《安保三文件》将着手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自卫队是否应引进核动力潜艇表示：“国民应该也理解有必要对此展开讨论吧。”他表达了推进将核动力潜艇作为一种选项进行研究的想法。他说：“现阶段不会预先确定任何方案，但我们将不排除任何选项，在向国民作出充分、细致说明的同时，继续展开讨论。” 为什么日本执意打破禁忌，讨论发展核动力潜艇计划？这与日本周边安全保障的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截至2024年，全球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主要有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法国和印度。据公开资料等估算，美国约有66艘，俄罗斯约有44艘，中国约有15艘，英国约有10艘，法国约有9艘，印度约有2艘。此外，澳大利亚和韩国也在推进核动力潜艇相关计划。 近年来，日本正面临多方面的安全挑战：日本防卫省8月3日宣布，已确认3艘中国海军舰艇南下通过对马海峡，进入东海。这些舰艇此前与俄罗斯舰艇一同从冲绳方向驶入太平洋，随后转移至日本海。由此，中俄舰艇实际上完成了绕日本列岛一周的航行，舆论认为此次行动包含威慑日本的意图，也有舆论认为会对日本的日美的军事设施进行侦察。 中国和俄罗斯也正在部署新型水面舰艇和潜艇。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有094型“晋”级等。相关报告等称，6艘094型每艘可能最多携带12枚潜射弹道导弹，早期型号主要搭载巨浪-2弹道，据说射程约为 8,000 至 10,000 公里，而部分改进型已逐步换装射程更远的巨浪-3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据说射程可达 12,000 公里，每枚导弹可携带多枚分导式核弹头，6艘潜艇满装状态下可构成中国海基核威慑力量的核心，进入西太平从关岛以西附近海域发射基本可以覆盖美国全境，而朝鲜也开始拥有搭载弹道导弹的潜艇。 中国这些潜艇出入西太平洋时必经北起千岛群岛，向南经过日本群岛、琉球群岛、中国台湾地区，延伸至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的第一岛链，中国舰艇和潜艇最近也出现在以美军重镇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而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中肩负着严格监控中国潜艇在这一带的活动的任务。日本自卫队和美国军方每两年举行一次名为“利剑”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预计于10月19日开始，为期11天。美日正在通过“利剑”联合军演等行动，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石垣岛等日本西南诸岛，首次演练部署美国NMESIS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和日本最新的射程为一百数十公里的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岸基反舰导弹，进一步将日本推向第一岛链的最前沿火力节点。 日本防卫省在《2025年版防卫白皮书》中指出，中国海军正在扩大远海活动能力，潜艇、水面舰艇和航空母舰力量都在发展。日本尤其关注中国海军穿越岛链、进入西太平洋的能力。 潜艇的是现代海军作战中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其独特的隐蔽性强、突袭能力强、侦察力强等特点。它既可以攻击敌方舰艇、潜艇和海上交通线，也可以搭载远程导弹，对陆上目标实施打击。尤其是核动力潜艇，能够长时间保持水下航行，扩大远海活动范围，增强持续作战能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则是确保遭受攻击后仍有能力对敌方海陆进行反击的重要力量。 日本陆地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领海及内水面积约为43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及毗连区面积约为405万平方公里。若将领海及内水与专属经济区等合并计算，相关海域总面积约为447万平方公里，约为日本陆地面积的12倍，在世界上位居前列。作为海洋国家，日本现政权构思的军事战略是“从海上向大陆投射火力”，其基本思路是控制大陆周边海域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并从海上攻击大陆上的军事基地。换言之，其战力投射主要依托海洋，因此，对于日本来说，潜艇不仅是一种战术武器，也是影响海上控制权、远程打击能力和国家战略威慑的重要军事装备。 截至2026年9月的相关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约 23艘常规动力攻击潜艇，尚未装备核动力潜艇。 常规动力潜艇依靠柴油机发电为蓄电池充电，柴油机运行需要空气，因此通常需要在适当时机使用通气管补充能源。采用绝气推进系统或锂离子电池的潜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延长水下活动时间，但持续高速航行和长期远海部署仍受到能源储备的限制。相比之下，核动力潜艇无需定期为推进系统补充燃料或为蓄电池充电，更适合长时间水下航行和远海部署。 日本希望潜艇具备远程打击能力，同时要求其在较长时间内维持水下隐蔽活动，这种任务组合确实需要具备核动力优势。日本正在把两个原本可以分别讨论的目标结合起来：一是让潜艇能够从水下发射远程导弹，二是让潜艇在更远海域、更长时间地保持隐蔽。 如果海上自卫队能够通过核动力潜艇延长持续行动时间，就可以在出动海域长期开展巡逻，也就是持续执行监视警戒任务，应对来自中俄朝三个方向的威胁，并可以具有远距离航行及随之带来的远程打击的能力。 此外，与常规动力潜艇相比，核动力潜艇还具有水下航速更快的优势。日本主力潜艇“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的最大航速均为20节，这里公开的最大航速，可以认为是指水下航速，换算为公里约 37公里/小时；中国093型“商”级攻击型核潜艇水下最大航速估计约 28—30节，换算为公里约 52—56公里/小时；美国“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的水下航速约为25节，“海狼”级则达到30节；俄罗斯“亚森”级核动力潜艇的航速据称为31节，日本“苍龙”级和“大鲸”级潜艇恐怕很难追踪这些核动力潜艇，如果海上自卫队拥有核动力潜艇，并配合其优质的声呐探测等，就能够更好地避免在追踪其他国家的核动力潜艇时处于落后地位。 另外，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建联合执政政府时，双方签署了政策协议书。其中一项内容是：“推进有关拥有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潜艇的相关政策。这类潜艇将搭载远程导弹，并采用能够实现远距离、长时间航行和潜航的下一代动力技术。” 日本自民党2026年6月9日公布了《面向制定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文件的建议》，在“进一步强化防区外防卫能力与反击能力”部分，指出“运用防区外防卫能力等实施的反击能力，能够使对方的战略和战术计算变得更加复杂，让企图向日本发射导弹的对手认识到，其目的并非轻易就能实现，从而大幅增强威慑效果，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能力。” 此建议明确提出：“搭载垂直发射系统（VLS）、能够运用远程导弹的潜艇，具有较强的水下生存能力。在事态持续期间，这类潜艇能够持续增加对手决策和行动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它有望使日本的威慑能力在质的层面上更加稳固。因此，日本应当迅速研究制定有关拥有此类潜艇的相关措施，包括采用下一代动力技术的可能性。” 通过增设垂直发射系统（VLS）的方式，可以使潜艇能够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发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如果部署新型巡航导弹后，射程将达到约1000公里以上，设想的是在敌方舰艇等目标处于对方短程导弹射程之外时，对其实施反击，未来这种导弹也有望用于攻击敌方基地。届时，不仅朝鲜半岛，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东海岸地区也将进入这种巡航导弹的射程范围。 而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艇，包括最新型的“大鲸”级潜艇在内，均未装备VLS，主要通过水下发射管使用鱼雷及反舰导弹发射对地、对舰兵器，自卫队目前部署的导弹射程也只有100多公里，因此在新型巡航导弹完成部署之前，日本潜艇无法攻击陆上设施。 VLS是一种导弹发射装置，本身与动力类型没有必然联系。核动力不会让导弹自动变得更远程，也不会直接决定潜艇能装多少枚导弹，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安装VLS通常需要重新考虑艇体空间、重量分配、浮力、结构强度和作战系统。倘若还希望增加导弹数量、延长水下巡航时间，潜艇就可能需要更大的艇体和更强的能源系统，搭载VLS的潜艇需要进一步大型化，由于水下航行阻力也会增加，因此需要比以往更强的供电能力，而依靠传统的柴油机电力推进系统来满足这种巨大的能源需求，已经接近其能力极限。 同时，日本的潜艇力量并不是孤立运作的，日本与美国有长期的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流。如果日本未来装备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其意义还可能体现在与美国水下作战力量的协调上，可以向美军提供更加精准的情报和更加隐秘而具有持续性的援护，这可能让中国等面对的不只是日本单独增加的水下作战能力，还包括日美之间更广泛的水下监视、反潜和远海行动协作。 综上所述，日本现在已把制造核动力潜艇提到了议事日程来讨论，但是无论是在法律上、外交上，还是在具体技术和人员培训上，都还存在很高的门槛，即使日本决定发展核潜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少需要数年以上。

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的答辩中，谈及的“台湾有事”可能属于日本“‘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后，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弹，最近中国官方舆论开始用“新型军国主义”来定性日本，这一定性使日中关系越来越紧张，日本试图改善日中的尝试似已无法入手。 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一直呼吁与中国对话，表示：“正因为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和各种课题，才更有必要在各个层面开展对话。” 中国一直拒绝与日本方面进行官方交流，对与日本民间友好团体的交流也非常消极，但是最近形式似乎有所好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 日中友好团体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日本前外务大臣岩屋毅9月28日在北京与王毅外长举行后谈，29日又与中国统管经济政策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这是中国高层连续第二天与岩屋毅会面，日本媒体等纷纷表示：这是在去年年底日中关系冷却以来对日本方面人士最高规格的接待，从中可以看出中方有改善关系的意愿。 据中国外交部称，岩屋毅与王毅会谈时，王毅针对高市早苗首相的相关言论表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虽然语言依旧严厉，但是也可以看到他在呼吁日中恢复正常化。这些迹象都表明，日中两国都开始认识到改善关系的必要性。 目前，中国和日本在两国关系持续僵持的情况下，都认识到结束这种“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原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高村正彦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态度一直强硬的中国来说，日中关系的持续恶化，已开始深刻影响中国的经济并波及各个领域。日本长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2025年，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2025年日中贸易总额3221.8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额1573.5亿美元，进口额1648.3亿美元，两国经济有一方恶化，必然会与对方发生连动并产生强烈的波及效应，坚持“战术上的互损关系”，必然两败俱伤。 日本帝国数据银行于2026年9月28日发布的《2026年日本企业“进军中国”动向调查》显示：截至2026年6月，已确认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有1万118家。与上次调查时的2024年（1万3034家）相比，减少2916家，降幅为22.4%；与进军中国企业数量最多的2012年（1万4394家）相比，则减少4276家，降幅为29.7%。此外，自有统计数据的2010年调查以来，这是在中国的日本企业数量最少的一次。 而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发表的《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一文显示：1—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据财新网9月18日发表的《8月16—24岁失业率环比升至18.9% 与上年同期持平》一文（财新 程思炜），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17日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年龄段数据，8月16—24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录得18.9%，较上月抬升1个百分点；25—29岁不含在校生的劳动力失业率为7.5%，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30—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与上月持平于3.9%。 如果日中关系持续紧张，日本企业在中国经营的现实环境和心理环境就会持续恶化，进而加速从中国撤退的步伐，这样就会加重中国政府有关就业，特别是年轻人就业的压力。 在中国，日本企业日前在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仍表现强劲，且劳动密集性企业较多。日本RiskMonster 集团的中国代表处利墨（上海）商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5年12月22日在网上发布了《中国日资企业员工人数排行榜（2025年调查）》，该排行榜根据该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截至2025年9月的数据重新调查显示，以中国日资企业的母公司为单位统计员工人数，仅进入前十名的企业，员工总数就达到37万3651人，每个企业的员工人数都在万人以上，其中排在首位的日产汽车株式会社的员工人数达7万6956人。目前还没有找到日资企业在中国的整体就业人数数字，但估计1万多家日企的雇用应该达到几百万到千万人。 而一些虽然没有排上前十，但是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发展非常好的服务型企业如优衣库（UNIQLO）、无印良品、寿司郎（Sushiro）等，也正在大量雇用中国员工，为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特别是特别严重的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中国正在加紧发展AI等高科技产业，作为其基础支撑力量的日本企业已经不可或缺。日本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上不是先进国，但是日本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材料在世界整个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半导体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零部件等方面，日本厂商在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中约占28%，仅次于美国美国厂商的占比46%，高于欧洲市占率2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每年近6000亿美元。中国是日本半导体产业最大出口市场，每年对华出口额曾超过100亿美元，一度占全体日本半导体设备出口份额的四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日本的设备和材料在中国AI芯片的先进封装（后道工序）、边缘AI芯片的成熟制程，以及中国本土半导体供应链的建立中，依然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打开如今备受关注的中国人形机器人（Physical AI）的内部，就可以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日本零部件，如果没有日本的零部件和材料将难以组装并正常运转。 因此，如果日中持续恶化，日本企业按照现在的状态，以每两年约3000家的速度在中国消失，那么无论在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上还是在就业上，都会对中国形成相当大的打击。 当然，与中国交恶，对日本的打击也很大，日本政府观光局的最新发表的资料显示，8月份访日外国游客人数为309万8,900人，同比减少9.6%，中国大陆游客同比减少59.0%，成为访日外国游客减少的主要原因。日本观光厅最近汇总了《住宿旅行统计调查》2026年8月第一次速报，2026年8月的延住宿人数（总计）为6268万人/晚，同比下降6.7%。外国人延住宿人数为1264万人/晚，同比下降10.3%。中国游客为177万1610人/晚，同比下降44.7%。 大阪观光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赴大阪的外国游客人数为132.1万人，同比下降9.6%。1月至8月累计为1097.1万人，同比下降6.9%，从总人数来看低于上年同期。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各地的变化并不一致，中国游客8月份同比下降59.0%，1月至8月累计下降61.5%。 入境游现已成为日本除汽车业以外的第二大出口产业，一直是日本主要游客来源国的中国游客大减，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另外中国对日本限制稀土出口，对日本的经济和生产的影响也相当大，中国7月份向日本出口的稀土磁体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52%。日本环境对策实务信息媒体《环境商务》（KANKYO-BUSINES）于2026年6月26日在网络报道了对野村综合研究所（NRI）执行经济学家木内登英的专访文章《中国的稀土管制 日本经济损失最多可达2.6兆日元》，木内表示：有关稀土，“目前日本对中国的依存度约为60%，对价格低廉的中国稀土的依赖程度尤其高。”“特别是用于电动汽车（EV）电机的镝、铽等重稀土，几乎100%依赖中国。”“如果稀土出口管制持续一年，将造成2.64万亿日元的损失。与因限制游客等人员往来造成的1.79万亿日元损失相比，对日本经济的影响要大得多。” 目前，日中双方都认识到：日中如持续这种人为的“战术的互损关系”，只能两败俱伤，因此都在寻找改善关系的出口并着手推进双边关系的改善。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于9月21日至24日访问美国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并发表一般性辩论演说，2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她希望在美中元首会谈举行之前，就涉及中国的问题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和协调。但是这次高市首相访美，正值特朗普紧锣密鼓，以最高的规格，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阶段，而高市的访美与美国接待习近平访美相比，显得备受零落，日美之间的分歧与疏离也日渐明显。 高市早苗于当地时间22日在访问美国纽约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高市日本时间23日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就中国、朝鲜等问题，与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率的意见交换。特别是对于她本人正下定决心致力解决的绑架问题，她再次强调了立即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全面支持。她指出：除此之外，双方还就国际刑事法院（ICC）问题坦率交换了的意见。此前高市首相表示：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长赤根智子，“与重视法治的日本立场并不相容。我们对此高度重视，并认为事态非常严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22日上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他批评国际刑事法院（ICC）是一个不公正地针对美国的“邪恶组织”，并称国际刑事法院是一个“反美法庭”，强调绝不允许该法院将美国军方人员等列为调查对象。 特朗普政府已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等人列为制裁对象，并表现出进一步对国际刑事法院本身实施制裁的态度，不断加大施压力度。美国与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日本之间的立场分歧日益明显。 在特朗普发表讲演之后，高市早苗当地时间22日下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在谈到国际刑事法院时她指出：战后的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在解决任何冲突时都重视法治。这也体现在日本始终支持国际法院（ICJ）、国际刑事法院（ICC）、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等各种国际司法机构，并向这些机构派出法官。 高市的讲演体现了日本坚决支持，今后也继续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高市25日在首相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22日于纽约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她向特朗普总统传达了日本“一贯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场，并与特朗普进行了坦率交流。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也表示，她认为“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不信任感非常强烈，其态度也十分强硬”。日美在此问题上针锋相对。 而日本作为与特朗普会谈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台湾问题。高市早苗在去年11月7日举行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被问及在中国对台湾发动军事进攻的“台湾有事”的情况下，此事是否会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的规定，构成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立危机事态”时表示：“如果涉及武力行使，我认为这可能属于‘存立危机事态’的情形。” 这次答辩引起了日中关系急剧恶化，至今仍然看不到恢复的迹象。 高市这番发言实际上是以中国武装攻击台湾，美军前去驰援为前提的。根据2015年成立的《安保相关法》，若政府认定为“存立危机事态”，即使日本未受到直接攻击，但美国等与日本密切相关的他国遭到武力攻击，进而形成“威胁日本国家存亡、明显从根本颠覆国民生命与权利的危险状态”，是日本自卫队可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支援美军的要件之一。 高市自高市有关台湾的发言后被中国看作眼中钉，极尽攻击之能事。在这样的时刻，日本是需要美国鼎力支持的，她这次访美也和特朗普重点谈了台湾问题，但是究竟谈了什么？日本没有发表，只有美国驻日大使，说了几句“官方一贯立场”。美国驻华大使戴维·珀杜9月25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节目采访时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完全没有变化”。 据中方公布的消息，习近平在24日的会谈中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这实际上是要求一直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美国，在立场上向以实现两岸统一为目标的中方再靠拢一步，把“不支持”上升到“反对”。 在此背景下，珀杜表示：“我们希望台湾海峡保持和平，不希望出现强迫行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还说：“中国一直要求改变，但我们的措辞和立场都不会改变。” 而特朗普在24日于白宫举行的欢迎习近平的仪式上表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国曾是“盟国”（allies）。美国总统在谈及二战时称中国为“盟国”极为罕见，继特朗普之后登台致辞的习近平也与其一唱一和，称 “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 特朗普在这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成中华民国在法统上合法的继承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历史叙述相契合。中国政府认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成为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在国际上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民国从此结束了它的历史地位。这是在同一国际法主体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新政权取代旧政权，中国的主权和固有领土疆域并未由此而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完全享有和行使中国的主权，其中包括对台湾的主权。”（《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2年2月北京） 这与美国以往的官方表述有所不同。美国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及建交后，主要明确处理的是1949年以后谁代表中国的问题，并未在建交公报中直接将二战时期的中华民国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法统上的明确连接。特朗普此次则在公开的外交讲话中，将二战时期的中美同盟直接表述为今天中美两国的共同历史。在当前中美外交场合，这种表达自然与北京所强调的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及其现状叙事相契合。这也和日本的立场及台湾的立场都有很大不同，这等于完全不承认台湾是中华民国在法统上继承者，也和日本对中国把台湾看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并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有所不同，同时也是对以“友台抗中”为一贯的政治信念的高市早苗一次强烈的打击。 台湾陆委会急忙站出来发声，陆委会25日发表声明指出：“中共在二战期间只注重发展自己，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真正与美国并肩作战的是中华民国。不仅如此，中共更在韩战期间主张抗美援朝，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中共错误的叙事，无法抹灭中华民国在二战期间的历史贡献。” 而与高市早苗相对比，特朗普“友中疏台”，“友中疏日”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东洋经济Online》9月25日发表媒体人安积明子的题为《高市首相的“纽约外交”真的成功了吗？以“旧敌国条款”刺激中国，在“空无一人的机场”挥手致意——“面向国内的外交”有其局限》一文指出： “当地时间2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特区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娅一同迎接。美国总统在机场迎接外国贵宾，这是自1962年以来时隔64年再次出现的情形，由此可见美方给予的高规格礼遇。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高市首相于21日晚抵达纽约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时，从飞机上走下来，向远处大幅挥手。从正面拍摄的视频来看，她仿佛是在回应大批美国方面人员的热烈欢迎。然而，由高市首相身后的新闻官拍摄的照片显示，她挥手的方向根本没有人。 这不禁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正在观看一段精心制作的宣传片。” 由此可见，高市早苗首相这次访美，体现了日美的分歧和疏离越来越明显了，而特朗普为了向中国示好，已经完全不再顾及日本以及台湾的感受。

目前日中关系依旧非常严峻，中国继续拒绝与日本官方像以往一样交流，但是最近中国却接待了两个日本议员代表团访华。 由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议员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年轻成员访华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代表团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中道改革联盟、国民民主党和共产党等5个政党的8名议员组成。访华团由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员、自民党副干事长高村正大担任团长。 9月14日上午，他访问了中国外交部，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刘彬等人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下午，他又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等人举行了会谈，据悉，当晚还应邀出席了晚宴。中国官方和友好团体接待了他们。 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8月24日从羽田机场启程前往北京，在 “日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 见伊佐进一8月19日X）中访华。此次访华的是超党派议员联盟“日中次世代交流委员会”3名议员，他们分别是：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中道改革联盟宣传委员长伊佐进一、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川村雄大。 8月27日，在北京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慷举行了会谈。 在此之前的6月21日，桥本岳作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访华，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表团及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打前站。6月22日，参观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他还于6月22日，前往中国外交部，与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举行了约1小时的会谈。在会谈中，他代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表示，计划重新组建正式代表团访华，华春莹对此表示欢迎，表示“对此高度重视”。华春莹还就河野洋平会长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与此相对，中国对日本官方却依旧很严厉。据日本外务省的公报，日本时间7月23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临时记者会。茂木表示：我记得是在昨天中午左右，在会场内，我和王毅外交部长有一个短暂的、互相问候的机会。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谈。 但是王毅否认他曾与茂木交谈。中国国营的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旗下账号7月25日在微博发文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没有与日方安排会谈，也没有交谈。”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于5月22日至23日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出席会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沢亮正5月23日透露，“曾与中国官员进行了简短交谈”。这是自高市早苗就“台湾有事”发表相关言论以来，日中部长级官员首次接触。他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了短时间的站立交谈。赤泽表示：“在不影响正式晚宴进行的范围内，我主动上前向王部长搭话，进行了短时间的交谈。”“就在朝主桌走过去的时候，王部长正好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便走过去，跟他说了声‘呀呀（你好啊）’，聊了几句。”但是日本舆论普遍认为，这不过就是打了个招呼，日方曾提出赤泽与王文涛正式会谈的请求，由于中方未予回应，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中国之所以对日本官方冷漠，而对上述两次议员代表团访华表示欢迎，并由官方出面接待，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官民分别对待”的策略，同时也与中国“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对日外交情结有关。中国对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首相田中角荣和推动实现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前首相福田赳夫的后人都十分礼遇。我们再来看上面的两个访华议员代表团，9月13日起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团长高村正大的父亲是原法务大臣、外务大臣，原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高村正彦从2004年开始，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长达13年之久，现任自民党修改宪法实现本部最高顾问，是自民党内的亲华派。在2012年9月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日中关系降至冰点，2012年9月28日，安倍晋三成功当选党总裁后仅仅两天后，在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时即确认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留任，高村担任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安倍为改善日中关系做出安排。 2006年安倍晋三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为谋求双边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提出了“战略的互惠关系”的提法，日中关系开始解冻；2007年福田康夫出任首相后，这一方向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发展。高村正彦从2007年9月担任外务大臣，到2008年9月卸任，正好处在这个关键阶段。高村本人非常重视“战略互惠关系”。2007年12月访问北京时，他与中国外长杨洁篪会谈，明确表示日本高度重视进一步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并希望通过首脑互访、环保、人文交流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他积极推动了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时，日中首脑有关《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发表，把“战略的互惠关系”进一步具体化，积极推动其落实，并推广到政治互信、经贸、能源环保、人员交流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合作等多个领域，使其成为两国关系中实际可行的外交框架。 他还推动日中建立了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7年12月1日，第一次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日方代表团长为外务大臣高村正彦，财务大臣额贺福志郎、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农林水产大臣若林正俊、环境大臣鸭下一郎、内阁府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大田弘子等参加。中方代表团长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等。 2012年9月，在因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等原因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际，他在安倍晋三政权下任自民党副总裁，作为日中之间的沟通桥梁，多次访华，他积极寻求促成两国首脑会谈，并探索改善双边关系的路径，参与促成了2014年11月10日，在北京出席APEC领导人会议的安倍晋首相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日中首脑会谈。 高村正彦强调：“我们应该努力使日中关系稳定发展下去。”他同时主张，两国需要采取“和而不同”的君子外交。 2018年，高村正彦作为自民党副总裁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回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的两国外交关系。他表示，应重新回到那些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伟业的先辈们所抱有的远大志向，并要求两国进一步作出外交努力，使“战略互惠关系”这一良好理念真正发挥作用。 此外，高村正彦表示，“战略互惠关系”意味着日中两国通过合作，为亚洲地区乃至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对于中国推动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他指出：“既然这一构想的根本也包含着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姿态，那么，对于其中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给予肯定，日本也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这一点很重要。”（《外交》Vol. 46） 中国方面铭记高村正彦对改善日中关系做出的贡献，而高村正大是高村正彦的儿子，他率团访华，中国给足了面子。 而桥本岳是桥本龙太郎的儿子，在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是在1996—1998年，199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5周年,桥本在这一年9月访问中国，并与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会谈。 这次访问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桥本成为战后日本首相中第一位访问中国东北地区的首相。1997年9月6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在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前往辽宁沈阳参观了“九·一八”事变纪念馆（后更名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这一举动打破了日中关系中的政治禁忌。桥本龙太郎成为该馆建馆以来，首位跨入该馆大门的日本在任首相，并亲笔题词 “以和为贵”。桥本选择访问这一地区，实际上是在向中方传递一个信号：日本不能只谈今天的经济利益，也必须面对过去的历史。在桥本访华之后，这一年的11月，李鹏访日，实现了两国领导人的互访，还在此次访问时签订了《日中渔业协定》。 1997年桥本访华以后，双方就今后至少每年安排一次双方领导人互访达成一致。日本外务省当时预计，1998年江泽民将访问日本。 虽然桥本本人在1998年7月已经卸任，江泽民最终是在小渊惠三首相时期访问日本，但这次访问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桥本时期逐步恢复的高层交流基础之上的。 中方对桥本龙太郎在日中关系中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他的儿子访华，也给予了礼遇。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到，中国在对日外交中会记住那些曾经为改善日中关系作出努力的政治人物。这种对历史脉络和“人情”的重视的对日外交传统，或许正是当前中国对日本官方保持强硬、同时又对部分日本政治家及其后人保持礼遇的一个重要背景。

9月4日，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举行了纪念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揭幕仪式。该雕像表现的是苏联士兵正在破坏一块刻有菊花纹章的标石。日本首相高市早苗9月5日在个人社交媒体X上用日语和俄语发文，就设置这一雕像表示，这是“涉及日本国民感情的问题”，并透露“日本政府已强烈要求俄方撤除该雕像”。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出版司司长，该部门的官方发言人扎哈罗娃在10月9日的记者会上，就日本政府要求撤除该雕像一事作出回应，她反驳称日方“没有理由对此指手画脚”。 扎哈罗娃声称，菊花纹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她表示，刻有这一纹章的武器曾被用于“杀害俄罗斯人、中国人等”，并称日本“应该永远悔过”。 那么，日本的菊花纹章到底是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呢？ 菊花实际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菊花既具有观赏价值，又具有药效，自古以来是供人观赏且被用于驱邪的植物。供观赏的菊花是在奈良时代从中国大陆传入日本的，和在中国一样，菊与梅、竹、兰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广受人们喜爱。奈良时代末期成立的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还没来得及收录咏菊的诗歌，而在平安时代的歌集等文学作品中，逐渐出现有关菊花的和歌，由此可以推测，在飞鸟、奈良时代，日本可能还没有菊花。在平安时代前期和中期，菊花开始出现在《古今和歌集》《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在平安时代，人们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将九月九日称为“重阳节”、“菊节”，通过饮用菊花酒的“菊花宴”“菊花杯”来驱除邪气、祈求长寿。 平安时代，以菊花为主题的各种仪式逐渐成为固定习俗，菊花也逐渐成为宫廷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菊纹作为一种设计图案，被用于宫中女御们的服装及器物上。 在镰仓时代，以“承久之乱”闻名的后鸟羽上皇喜爱菊纹，并在自己的刀上使用“菊一文字”的纹样。此后，后深草天皇、龟山天皇、后宇多天皇等历代天皇也继承了将菊纹作为自己印记的做法，并逐渐形成惯例。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战乱频繁的时代。足利尊氏、丰臣秀吉等人因为平定乱世、建立功勋而从皇室获赐菊纹，他们又进一步将菊纹赐给自己的部下，结果各种菊纹大量出现，并逐渐产生滥用现象。 江户幕府严格限制使用的葵纹，因为这是德川将军家的家纹，但是对使用菊花章纹并没有什么限制，使用菊花图案制作的和点心、佛具等不断出现，菊纹也传播到了日本各地。 到了明治时代，特定的菊花章纹成了皇家的专用章纹，在各种菊纹之中，以八重菊为图案设计的“十六叶八重表菊”，是代表天皇及皇室的纹章。俗称“菊之御纹”或“菊御纹”。这种菊纹，就是皇族也不能随便使用。依据明治2年（1869年）的太政官布告，亲王等皇族对这一纹章的使用受到限制。1926年（大正15年）的《皇室仪制令》（大正15年皇室令第7号）第13条规定“十四叶一重里菊”为皇室以外的皇族的章纹。 “十六八重表菊”作为皇室纹章而闻名，由于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因此，它也被作为日本事实上具有国徽性质的标识使用，并刻在存放《大日本帝国宪法》和《日本国宪法》原本的箱盖上。此外，自1926年以来，日本护照上标识是“十六一重表菊”。 在日本军队中，幕府以及各藩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上缴的小型枪械上，原本刻有各地诸侯们各种各样的家纹和印记，后来这些枪械统一改刻菊花纹章。以后从明治时代新制造的村田枪开始，所有日本国产军用步枪上都刻有菊花纹章。战列舰、巡洋舰等军舰舰首通常有大型金色菊花纹章，如在战败前夕被美军击沉于鹿儿岛县西南海域的最大战列舰“大和号”上镶嵌有菊花章纹，而战机上则几乎看不见菊花纹章。 关于这种刻在步枪上的“菊之御纹”，过去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由于这些枪被视为“天皇陛下托付给军人的物品”，如果不好好爱护、粗暴对待枪械，就会遭到上级军官殴打。也有说法称，日本战败、军队解除武装时，士兵会先用小刀或石头把这个菊花纹章削掉，然后再将枪交给美军。 如今，作为普通家纹使用菊纹已经没有限制，日本各地的寺院、神社中，有些将十六瓣菊纹作为神纹悬挂。不过，这种做法最初仅限于与皇室具有渊源的寺院、神社等宗教设施。 日本驻外使领馆的入口处，自战前以来一直装饰着菊花纹章的浮雕，日本国会议员的议员徽章也使用“十一菊”图案。 除此之外，菊花纹还被采用到日本勋章的设计中。菊花与樱花一样，都受到类似国花的尊崇。 日本没有正式的国徽，菊花纹章，特别“十六八重表菊”，可以说是日本的“准国徽”，在国际上受到类似于日本国徽的待遇。从法律上说，它受到类似国旗的保护，因此与其相似的商标等不能注册（日本《商标法》第4条第1款第1项），“十六八重表菊”也依据《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6条之三，于1967年向该公约成员国发布通知，因此在这些国家也不能进行商标注册。 因此，日本的菊花纹章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在二战中使用的武器上也有镶嵌菊花纹章的，但是总体来看，菊花纹章是日本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象征，特定的菊花章纹，也是日本现在的“准国徽”，说其是“军国主义的象征”，有割断历史，无视现实，断章取义之嫌，而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对日战争胜利纪念铜像上的菊花纹章，虽然造型粗糙，但是类似“十六八重表菊”，日本首相和政府要求撤除，也不足为怪。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9月1日一度升至年利率3.005%。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区间，是自1996年9月以来时隔30年再次出现这一水平。与此同时，在上月日美协调干预汇市之后，日元再度贬值，目前已接近1美元兑160日元。 这一状况不仅引起日本政经两界的恐慌，而且美国也坐不住了，财长贝森特在G20财长会议上说话，要求日本改变大规模“撒钱”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 由于金融市场对债台高筑的日本财政的可持续性感到不安，开始抛售日本国债，因此使日本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国债收益率上升时，国债价格下跌；收益率下降时，国债价格则上升。目前金融市场抛售日本国债，正促使日本国债价格下跌，而国债的票面利息通常不会因为市场价格下跌而改变，因此对于按照当前市场价格买入的投资者来说，实际收益率就会上升。 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0%，是世界上财政赤字最大的国家，而高市政府上台后推行所谓“积极的财政”，取消力争年度收支黑字化目标的设立，并主张各个政府省厅所提出的预算目标不封顶，鼓吹政府大量投资。高市政府计划从2027年4月起的两年时间内，将食品消费税率从目前的8%下调至1%，预计每年将减少约5万亿日元的税收收入。与此同时，日本中央政府各部门向政府提出的2027年度预算申请总额达到143万亿日元左右，连续第4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且政府对这些支出的财源究竟在哪里语焉不详。 随着利率上升，日本政府的利息支出负担不断增加。日本政府在本年度预算中安排的国债本金及利息偿还费用已达到31.3万亿日元，其中仅利息支出就约为13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为了防止日元贬值正在准备进一步提高利率，这会进一步加重政府的利息负担，而如果推迟加息，又会导致日元贬值以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日本目前正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 因此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恶化的担忧也在扩大，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动向进一步加速。国债收益率上升，被解读为市场对高市政权这种财政运作方式发出的警告。目前，金融市场对缺乏明确财源保障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保持高度警惕，因此正在减持日本国债。 通常情况下，日本利率上升会产生推动日元升值的力量，然而日元仍在持续贬值，这就意味着市场可能并非只是单纯考虑“日本央行加息”，而是在汇率中反映了对日本财政状况、通胀以及日本国债市场本身的担忧。 美国对此也非常紧张。在美国南部阿什维尔举行的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在日元贬值、债券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日本寻求各国理解高市政府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但各国针对日本审视的目光越来越严厉。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月1日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闭幕后举行的记者会上点名日本，表示“应该停止（倾向于货币宽松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再通胀政策”。这实际上是在要求高市政府重新审视积极财政政策，同时要求日本银行加息，以纠正日元贬值。 日本的机构投资者是美国国债的重要买家。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日本是美国国债的最重要持有国,随着日本国内利率上升，投资海外债券的吸引力会相对下降，资金更容易回流日本国内。 美国财政部7月14日公布的美国国际资本流动统计数据显示（未经季节调整），截至5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较上月增加185亿美元，达到9.3711万亿美元，时隔3个月再次转为增加。 从各国情况来看，在美国国债三大持有国中，持有量位居首位的日本，其持有的美国国债较上月减少668亿美元，降至1.1431万亿美元，转为减少。此次减持规模为自2022年9月减少796亿美元以来，时隔3年8个月出现的最大降幅。 日本利率上升，可能改变“全球债券市场的资金流向”，从而减少美国国债等海外债券的“买家”。如果买家减少，美国国债收益率就更容易上升，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美国国债所要支付的利息也就会越来越多。 美国财政部8月1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8日，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吉祥的里程碑”，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可持续目标水平的两倍，利息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 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宣传其经济方面的政绩，但目前正面临不利因素。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7月21日公布，截至当时的战争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这一数字确实十分庞大。 因此，日本国债收益率高涨，不仅使日本惴惴不安，也牵动着美国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