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碗洗碎

这一期，我们和小许一起聊了聊关于算命、玄学和心理咨询的事。纯粹闲聊，内容大致包含：算命（包括占星塔罗紫薇八字）、东北保家仙儿、心理咨询（心理咨询的世界观、起效方式、荣格、inner child）、精神健康；什么时候算命，什么时候心理咨询？为什么要花钱算命？算命到底真的假的，大神大仙儿到底真的假的；心理咨询到底有用没用，找心理咨询是不是冤枉钱？心理咨询和算命请神的功能有何区别？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维持友谊的事。高潭在今年年初离开了工作了六个月的城市，离开了一群难能可贵的同事，她与其中一些同事发展出了更加私人的友谊关系，但经此一别，高潭觉得日后大家无非是逐渐减少联系直至关系消散，有同事提出她和她的朋友同样四散天涯，但每年都会通过在不同的城市一起旅行来维持友谊，这个提议在高潭听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太累、太麻烦了，她不是这种会如此努力的人，以至于她对于维持友谊这件事更加消极。美妙的关系如此留不住，让她想起过去对友谊还心怀信仰的时候，是如何理想化这种关系，如何意识到“原来ta不是我的投影，原来我们不懂彼此的心“，如何对友谊祛魅，学会面对他人的变化：关系是在两个有各自局限性的独立个体之间建立的，走到最后的友谊，一定被时间冲洗过表象与亲密，让双方各退一步，靠某种内核维持彼此间的信任。潘浮力对于友谊的理解和他自我探索的过程紧密相连。作为一个从小性格内敛沉默、习惯压抑自己感受的人，在学生时代，他因对自己的陌生而不知道如何与他人相处；“无法对自己真诚”成为他的无因之苦，让他一直以来渴望着极其真诚、开放、不含杂质的朋友关系；同时对自己无法真诚导致的自我厌恶，让他无法坦然接受他人的友善：友谊成了一个极端理想化又不可靠近的虚幻之物，里面承载着他自己的匮乏与渴望。对那时的他来说，友谊都是留不住的，甚至是难以回看的，因为连自己都如此不堪。如今，随着潘浮力逐渐尝试更多打开自己、看见自己、善待自己，他也逐渐理解了什么是一段好的朋友关系，什么是他需要的朋友关系，他终于可以在关系里接纳自己、看见他人，也拥有了去维持一段自己所珍惜的友谊的勇气。凭克是把碗洗碎三人里唯一会主动维持我们的友谊的人，面对友谊，他愿意交出柔软细腻的心，坦诚地表达自己对朋友、亲密、接纳的需要。凭克说，断舍离是非常令他讨厌的事，唯一一次主动跟好友的断交，一直都让他难以回望。在他生命中出现的人和物，都承载着一部分的他，小到丢掉一只塑料袋，大到跟过去的朋友分离，对他来说都等同于一部分的自己消失了，这种哀悼令人讨厌——不哀悼有什么问题？想要留住所有的东西有什么不可以？因为珍惜每一段关系，所以放手变得那么困难，伤害变得那么刻骨。过去那个遥远的自己像故乡，我们选择活在乡愁之中，凭克选择不离开，这是他用行动作出的非常有力的表达：在接纳了自我的不稳定、关系的不稳定后，他仍然选择不主动离开任何人。最后，纷纷步入30岁的主播们希望我们友谊常在，真情不变。

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潘浮力在巴黎高师举行了博士论文答辩，结束了他为期六年的，对普鲁斯特文本的研究，留下一本四百页的论文，和一间被普鲁斯特周边全面侵占的房间。刚刚成为博士的他，在被转瞬即逝的兴奋和快乐如梦似幻地抛到天上之后，迅速坠落了。短短几个小时后便陷入了巨大的、难以被命名的空虚：过去的生活秩序已被抽空，未来迎面展露出难以招架的嘴脸——旧的已成过去，新的尚未来临。在博论答辩六天后，三位主播为潘浮力聚在一起录制了这期“话疗”节目，讨论了这六年的博士时间里，潘浮力如何体验、如何认识自己经历的一切，又是如何看待现在这个，成为了博士的自己。对于潘浮力来说，在这个被架空的时间里，他所面临的是课题是一次告别与哀悼，也是一次重启和重生。读博这个决定究竟意味着什么？读博结束的这个节点又意味着什么？以及更现实的——攻读看似没用的文学博士学位，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于“小镇做题家”而言，这是怎样的一段心路历程？“欢迎来到可能性的荒原”。附潘浮力博士答辩最后一段：ÉpiloguePour finir, permettez-moi d’ajouter une touche plus personnelle en ce moment solennel. Je voudrais expliquer ce que cette aventure du doctorat signifie pour moi.Toute ma vie, on m’a appris à atteindre — ou à attendre — de bonnes réponses. J’ai longtemps vécu avec l’idée qu’il existe toujours un corrigé, un modèle infaillible. J’ai passé six ans en pensionnat, au collège puis au lycée, une sorte de couvent, à la discipline quasi militaire, fait pour fabriquer des machines à réussir le bac, dont les notes conditionnent l’accès à l’université. Et je suis entré dans l’une des meilleures universités de Chine. Mais même en licence de littérature, le système ne s’est pas révélé moins rigide ; il fallait classer les courants, ranger les auteurs dans des cases, mémoriser des définitions pour l’examen, puis les oublier aussitôt.À force d’attendre les bonnes réponses, je croyais que tout, dans la vie, avait un corrigé. Et j’ai commencé à craindre l’erreur, l’échec — jusqu’au moment où cette routine n’a plus tenu, face au décalage entre ce parcours balisé et l’épanouissement personnel. Jusqu’au moment aussi où j’ai compris que j’avais une voix minoritaire : sexuellement, et plus tard en France, ethniquement. Je ne correspondais pas à la bonne réponse. Je ne suis pas la bonne réponse.S’est ouverte alors une crise de moi-même, et, concomitamment, une crise du sens de la littérature. Si ce n’est pas pour cocher la bonne réponse, quelle est alors la valeur de la littérature ?Le doctorat – cette thèse – a marqué un tournant. Six années comme un luxe : un incroyable ralentissement du temps qui m’a permis de revoir mon propre passé, le temps perdu. D’où l’importance, pour moi, de questionner la réception de Proust en Chine : un dialogue critique avec cette force de classement que j’avais intériorisée, avec ce « flux de conscience » que j’avais accepté comme évidence. D’où l’importance aussi de la traduction : il n’existe pas de corrigé en traduction ; le texte bouge, se renouvelle, cherche sa survie. Sur le terrain encore peu exploré en Chine de l’homosexualité proustienne, j’ai pris le temps d’interroger, de réfléchir, de demander pourquoi. E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j’ai étudié pour moi-même. La (R)echerche m’a dessillé les yeux ; elle m’a aidé à comprendre le réel, et aussi à mieux me comprendre.Voici pourquoi cette recherche manifeste mon désir de donner du sens à la circulation entre deux temps, deux langues et deux cultures que rendent possibles la littérature et la traduction. Je pense souvent à cette formule allemande : Muss es sein ? Es muss sein ! — « Le faut-il ? Il le faut ! » et si je devais refaire ce parcours, je ne le referais pas autrement. Durant ces années, je pense être devenu une meilleure personne. Ainsi, malgré les insuffisances, les lacunes, les fautes, je suis fier de présenter ce résultat pourtant imparfait. À la fin du Temps retrouvé, Proust écrit que « le Temps cherche des corps », formule qu’Anne Simon a mise en lumière. La thèse que je vous soumets très humblement est le corps de cette recherche temporelle, de ma propre traversée du temps.

这一期，我们和老朋友猫尔架一起，从“惯习”这个概念开始，聊了聊作为第三世界居民生活在欧洲，看见和感受到的某些东西。作为话题的提出者，凭克在法国的电影行业工作的初始阶段就遭受了来自法国行业惯习的重击，作为在公立大学攻读电影专业的中国学生，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电影行业里，只能被视作来自鄙视链底端的外国人、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受到来自剧组同事的不满和排斥。面对这样沉疴已久的行业运作方式，凭克没有办法就此与同事进行任何理论，甚至争吵，“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突然变成空壳，幻梦破碎，真实的偏见和排斥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被迫要开始面临如此真实的“外来者”处境，并思考今后的行业生存策略。这一切跟曾经以为的开放和包容的法国全然不同，并且似乎是无解的。作为在法国高师攻读博士学位的潘浮力，对于法国等级制度同样有强烈的感受；而在荷兰攻读硕士的高潭，则是踏入了更加残忍和不加掩饰的歧视的泥潭。随着世界局势的右转和我们年纪的增长，我们被迫开始直视作为第三世界移民的真实处境，被迫去直面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来自白人的轻微冒犯背后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且去重新理解和评估自己和白人的关系。所有问题仿佛都已是积重难返的后果，不容我们作为微小个体去撼动什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在欧洲这片土地上继续生活？生活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选择和取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被迫要学会更加有效的，耐受不适感的策略和能力，从而继续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属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祝福和我们有共同处境的各位最终能一切顺利。

这一期，很久没见面的我们聊了聊春天的事。（ps. 这一期尝试了大家对着一个麦说话的录制方式，我们想看看这样是否会更有沉浸感，但不确定效果如何，欢迎大家反馈感受。）上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迎来了冬令时，在紧接着到来的冬天里，大家忙于各自的工作学业，无暇照看自己和生活，感官仿佛也被冬天死一般的冰冷击溃，但令人高兴的的是，春天终于如约而至了（非常感谢大家没有抛弃我们）。久违的光照、逐渐被拉长的白昼、轻盈的衣物、繁盛的花与树，每一年的春天都捎来同样的喜悦，关照在这个冬天受苦受冻的天地生灵。我们在暖和的房间试图去分享这种喜悦，却不料聊进了一个更深的，跟春天背后的残忍紧紧相关的痛苦境地中——复发的精神病、选择杀死自己的友人、被迫的前进、索镇公园和日本关于樱花的注解、文学里如何写春天之残忍、难以忍受的睡眠障碍、过敏史、休克史、用药史、熬到五点看见的令人绝望的泛光的窗外。在这生机和喜悦背后藏了多少关于这个世界和人类残忍的真相呢？希望能够听完这一期的朋友不要感到焦虑，我们讲痛苦的事，目的是告诉大家我们和你们同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用害怕。希望各位挣扎着的心，依然可以从春天的花和暖阳中看到哪怕一点的希望。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冬天的事。（ps. 这一期作了插入音乐的尝试，选用了我们觉得适合冬天氛围的两首歌，欢迎大家反馈感受。）在上个月的28日，欧洲进入了冬令时，在这之前，三位主播再次聚在了潘浮力的床上，伴随着窗外整个下午都没能亮起来的苍白日光，由四年前在猫尔架的住处过圣诞时房间里的显示屏播放的燃烧的炉火视频开始，进行了一次关于冬日的漫谈。潘浮力在提到冬令时的到来时表现出了明显的恐惧，更加长的夜晚和更加短的白昼，这是他印象里的绝望冬日光景降临的信号，这个信号意味着他要开始忍受漫长而无生命力的寒夜、上下班路上的黑暗天空和几乎消失的光照，他的冬日抑郁甚至从秋分那一天就已经开始。关于冬天，他回忆起学生时期盆地冬天的凛冽，和那些年深深伤害了他的北京雾霾，他说人在冬天会因为过于凛冽的天气而拥有一颗更加冷静的头脑，但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他更想要一段漫长的进化掉进食和排泄功能的冬眠。高潭是喜欢冬天的那一位，她说黑暗和夜晚让她感到安全，带着灰味儿的空气让她感到平静和幸福，她甚至因此深深怀念当年在北京的清晨被她深深吸进肺里的肮脏空气。她说喂养她生命的记忆总是发生在冬天，可能是因为在冬天人确实会更加清醒，更加警觉，她想念京郊的冬天、因宵禁而只能在大街上和朋友游荡的冬夜、伴随着奇异故事而显得意味深长的各式冰冷出租屋，她也想念在欧洲的圣诞集市，温暖的热红酒和令人眩晕的空中秋千，所有的记忆最终保存住的都是温暖，就好像那是最温暖的季节。生长在东北的凭克对冬天有着更加独特的体验和回忆，他对冬天复杂的情感中，包含着他重要的童年故事，除了独属于东北的关于棉裤、线裤、棉鞋和大衣的谜思，苦寒的东北冬天让童年时期的凭克作为一个孩子，失去了更多对于自我身体的掌控权，在冬天，受苦的除了他的感官，还有他的生命力，至今他仍旧处在对于某些高保暖衣物的反抗期，主动选择挨冷受冻。凭克说在自己的学生时期，在冬天下雪的傍晚，他抬头看暖黄色的路灯，会看到雪从无限高的天空旋转着落下；在结冰的湖面上一个人躺着，会看到天很白、很高；夜里偷偷在开暖气的房间里打开窗，迎面而来是凛冽的、带着锅炉灰味儿的空气。所有这些画面和气味，连带着一些音乐，组成了他关于冬天的多维生命切片。在温暖的房间里，我们共享着关于冬天的头脑和感官的记忆，怀着或抗拒或期待的心，体会着此刻已经真实降临的冬，就像高潭说的，她希望这一期播客会像猫尔架房间里的虚拟炉火一样，可以和热茶、电热器、暖黄色灯光和傍晚一起，陪伴大家度过寒冷的某一天。冬天快乐。

这一期，我们三个人终于聚首在巴黎，聚首在周五下午的蒙马特高地，与所有醉酒、多话的人们一起，挤进属于我们的一隅暖黄色窗景中。时隔三年，潘浮力即将结束自己的博士生涯，凭克终于找到满意的实习，高潭再次回到欧洲，回头瞥见第一次聚在一起聊天的自己和彼此，恍如一场梦。这是一期没有框架和主旨的闲聊episode，祝大家快乐。

这一期，我们聊了聊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事。如今的法国政坛正在经历一场腥风血雨，作为移民群体的我们正生活在一片令人惶恐的阴云笼罩之下，在如此令人不安的时刻，塞纳河边上演的这场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像梦境一样突然出现，在这样一个面向世界普罗大众的平台上，出现了一群看似不合时宜的人，代表了一直以来处在边缘的各类人群，向世界展现了一场自由、平等、博爱的伟大表演。我们认可如今的奥运会早已经是荒谬的，并且是多面的，我们已经不能够从奥运会中体会到“想象这里没有国家”的纯真理想，在奥运会赛场上只有国别，没有世界，我们不认同其传达的理念，也不热爱竞技体育。但我们却真实地被这一次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打动。三年前我们的第一期播客同样从奥运会开始，由2020年东京奥运会闭幕式的巴黎八分钟，开始了我们对于“我和巴黎”这一主题的思考和交谈，那是一段充分展示了巴黎之“美”的八分钟，过于明亮的画面让真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感到不满，我们发问，他们代表的是谁？他们展现的是谁的巴黎？那时候的我们没有想到三年之后事情竟会如此发展。如今我们所处的世界越来越分裂，我们生活在仇恨、愤怒和对抗之中，曾经的梦早已经破碎，我们的眼睛陷入黑暗，而在这一场奥运会开幕式中看见珍贵的光明：真实的声音，和勇敢的表达。对于同时可以体验简中网络和外部世界的我们来说，对如今法国的观感、对开幕式的观感、对于简中网络关于开幕式的讨论内容的观感，竟然已经变得如此分裂，在这样一个已经不能够再完整支撑我们的主体的破碎的外部环境中，我们思考，我们要如何找到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什么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想要找寻的？我们如何对抗我们永远不会认同的世界观？我们深知该坍塌的终会坍塌，但我们仍然想要保有一双能看见每一个人的眼睛，保有能稳住自己步伐的力量，保有思考的能力。希望不管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不会忘记我们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次，我们聊了聊写日记的事。作为三个在生命早期对现实外部世界的感知能力比平均水平弱很多的人，日记的意义对我们而言几乎不在于对事件的记录，而是承载了太多自己因与外界互动的无能而滋生出的更深的、无法正常表达的部分，我们并不是从外界的人事物中找到自己，而是在书写日记的过程中、曲折而困难地成为自己的。潘浮力是我们三个人当中写日记最多的人，他从很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直到现在依然在坚持手写日记，他用完过很多很多日记本，它们全都被他带到了法国，翻出来摞在一起，像一座小山。对于潘浮力来说，在他小的时候，在他的“自我”生成之初，他将一些自觉美好却并不真诚的内容填塞进日记里，那时的日记承载着他对自己和外界的幻想。随着他长大，他陷入单方面的恋爱，拥有了一个空气墙般的“对象”，日记便成了他向另一个人的剖白，在这样的剖白中，他被迫学会了如何真诚地书写。在多年的青春期里，他大量地书写自己纷乱、孤独的情感和思想，那时，他的自我和他的日记是粘连在一起、你我不分的。再后来，他的男友出现，他的日记死了，现实世界从这时开始对他而言不再是有去无返的深渊，他终于可以放开文字，放开那些承载他整个“自我”的日记本。他安静下来了。在不久前他又拿起了记日记的笔，这时候的他，已经能够坦然地去和真实的外部世界互动，去厘清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所思所感，好像成长到这一步，日记才终于真正成为了日记。高潭手写日记的频率排名第二，她从青春期伊始的13岁开始写日记，直到三年前她步入稳定的亲密关系。作为一个一直对跟现实外界互动有障碍的人，混乱的青春期里始终憋着一股难耐的欲念，她阶段性地沉迷在很多文艺作品、演艺明星里，分不清自我和幻想中的故事，于是在日记里不断书写，将幻觉写进现实里，而自己长久地在现实中迷失。从日本青春疼痛文学、台湾偶像剧，到《颐和园》、《蒙马特遗书》，在生命遇到后者两部作品之后高潭随着两位极端混乱的主角一起，陷入了不见底的深渊。她们成为了她的“对象”，成了她看见自己的镜子，她被她们吸引，将自己分裂成她们，大量地产出不知所云的文字，无休止地忍受迷茫和混乱。再后来，高潭和潘浮力一样，终于在外部世界找到了真正和自己联结的“对象”，世界终于不是空气墙。她也安静下来了。当她完成了对自我的整合，不用再将自己分裂成幻想中的他者，也不必再承受你我他不分的混沌，她终于可以平静地书写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不是作为镜面，而是作为工具。凭克今年回国，从老家带回了自己以前的随笔小本子，他不常像潘浮力和高潭那样大量地手写日记，而是更多地将自己碎片化的思绪发布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他记录下的东西更像是生命的切片，是一个画面、文字和声音的统合。作为一个不单对文字敏感，而是整个感官都更开放的人，凭克所做的记录更多带有声、光、画面，还有在那一瞬间的自我的思绪。他将自己重要的印记留在互联网的缝隙里，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暴露，将自己秘密的爱写在纸条里，传递给别人——被迫以一种不甚严肃的方式，做一种类似托付的行为。他写自恨的文字，对世界满是丧气，厌恶自己站在一个尴尬又孤立的位置上，又厌恶自己无法变得强大起来去守住自己自视珍贵的世界。但凭克那时候的自恨，又总是带着希望，总是带着“长大了就会好了”的只有孩子才能拥有的期盼。听台湾流行乐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事情却好像没有变好，他也很少再留下那些隐秘又带着希望的生命切片。如今面对混沌庸碌的生活，凭克觉得他开始需要日记，作为一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可以在独自的书写中好好看看自己，听一听自己现在到底在想着些什么。作为一部既是日记又是遗书的作品，《蒙马特遗书》对我们三个人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谈论完自己的日记之后，我们也谈了谈邱妙津和她的日记作为结尾，我们在邱妙津的那些被自恋放大又难以排遣、甚至引人自戕的欲念和赤诚而迷惘的文字中，看见我们曾经挣扎的影子。而现在，作为三个从那个时期幸存下来的人，我们终于也可以看见邱妙津。我们终于得到了平静。

这一期，是把碗洗碎和把碗洗碎的好朋友、人类学博士在读的猫尔架最近新上线的播客《迟到仪式》的合作节目。从动画《夏目友人帐》、《死亡笔记》到游戏《神界原罪2》，世界各地的流行文化创作都视名字为拥有某种魔力的存在，一个人的命运和ta的名字似乎有种分不开的关联。参与这个讨论的猫尔架、凭克和潘浮力都因为种种原因和自己的名字曾经或依然处于一个充满张力的关系。而没有人能够在出生时为自己命名，在被取名的时候，我们也被包括在与他人的联结之中。 名字的诞生往往承载了对一个新生儿的寄托。有时候我们希望美好的品质通过名字被赋予给孩子，有时候则是故意给孩子一个“贱名”，起到保护的作用。而一旦一个人有了名字，ta就从“任何一个人”变成了某一个“具体的人”。学习自己的名字也是每个人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凭克的取名故事则体现了命名是一种需要争取的权力，它可能是发生在父权和母权之间的斗争，决定将来一切行政手续上白纸黑字的大名。但是在大名之下我们依然有使用其他名字的空间。 猫尔架的本名长达数十年高居00年代新生儿名字排行榜的前十，从小到大的重名经历曾经会让他向往拥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潘浮力则曾经希望自己的本名体现更多的文化属性。 另一方面，名字的运用场景是多样的，我们也会在不同的情形下使用不同的名字，比如我们三人都选择在这里以网名示人。很多人都有一个以本名为基础的外号，学校生活中被取贬义的外号会显得更加有羞辱性。但是和朋友相称外号又是亲密的体现。 潘浮力小时候在地震中的遭遇体现出在极端情况下，名字可能是我们身而为人最基础的标识。而对于跨性别者和在集中营中死去的俘虏，受害者的名字甚至很难以妥当的方式被铭记。 很多女孩的名字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倾向，越来越多的“招娣”们开始拥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自我命名，去寻求一个与她们的自我更加接近的名字。 而在留学、流动的新背景之中，我们都接触到了更多不同的名字，也必然要经历自己的名字被简化、错写与误读。有时我们会提供一个更容易读的名字，有时候我们要求自己的名字相对正确地被呈现。 除此之外，明星的艺名、电影的不同语言片名转换也是我们关于名字观察的一部分。《当我望向你的时候》和它的英语片名《Will you look at me》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怪物》在法国的片名《Innocence》似乎抹去了它原本的意义。 总而言之，名字为流动、多面的自我提供了相对的稳定和持续性。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拥有面对和处理与自己名字关系的信心和动力。 5:56 什么时候可以取名字 9:49 凭克的两个名字 15:02 拥有一个00年代超流行名字是什么体验 19:52 名字的性别化特质 24:05 欧美人会从神话、《圣经》中选择已有的字母组合 26:51 在法国学习新名字的读法 35:07 你们会在网上搜自己的名字吗？ 44:47 用八字算一个新名字 55:42 潘浮力在地震中感受自己的名字 1:04:55 最新流行中文名趋势和性别分布，“子涵”是一个非二元名字 1:08:10 法国华裔子女名字的断代 1:11:10 我们的星巴克名字 1:13:06 日常经历名字被打错 1:15:23 你是quing card吗？ 1:18:35 电影的不同名字：《当我望向你的时候》《怪物》 1:22:05 怎么给自己的播客取名字 【参考内容】 The Anthropology of Names and Naming, Gabriele vom Bruck & Barbara Bodenhor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