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季刊

这篇文章值得仔细阅读、寻味，以作为未来的镜鉴。它2006年发表于美国《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 Volume 17, Number 1 January 2006)。作者穆 • 史蒂文·菲什（ M. Steven Fish）教授比较研究了20多个后共产主义国家议会的权力与民主转型的成效，得出结论认为更强的立法机构有助于推动实现更强的民主，民主化的推动者在转型开始后应以建设强有力的议会为核心任务之一。

该文是当代民主转型研究的奠基作品之一，1970年发表于《比较政治》杂志（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 No. 3 (Apr., 1970), pp. 337-363）。与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现代化学者不同，作者丹可沃特·罗斯托（Dankwart A. Rustow）主张分析民主转型的动态政治过程。他将这种政治过程划分为预备（抗争）、决定和习惯三大阶段。他认为民主发生的唯一背景条件是国家统一。原文译文21000多字，为方便阅读，发表时做了大幅删节，特别是略去了许多关于方法论和背景文献的讨论。请读者注意，该文发表时第三波民主化还没有开始，因而所引案例是早先的，转型所经历的时间相对更长。但文章的动态分析视角和转型阶段划分，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广泛采用。

长期以来，西藏流亡政府（即西藏行政中央）一直指责中国对藏人进行的是“文化灭绝”。但是，西藏著名作家、亚洲之巅研究中心（High Asia Research Center）的创始人降央·诺布（Jamyang Norbu）认为，“种族灭绝”才是更合适的说法。 《中国民主季刊》编辑艾美莉亚•庞（Amelia Pang）就此与降央·诺布做了访谈。诺布分析了1950年以来在西藏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认为中共的政策从未偏离过消灭藏民族这一最终目标。

本文拟就近二十年来流行于知识界的一些“中国模式”理论进行批判性的评议。中国模式论的主旨，是将中共一党制与有限的民主元素相结合，从而创建出一种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但又具有道德正当性的理想政体。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理想政体既是道德上可欲的，又是现实中可行的，因为根据他们的判断，中国共产党为了长期执政，有意愿与人民共享权力。这是本文下篇，它将指出，对于中共来说，渐进有序地与人民分享权力风险极大。出于对公民参政的惧怕，保持并完善国家暴力机器可能更符合共产党的利益考量。并且，中共非但尚未穷尽其镇压人民的手段，反而有办法将国家暴力机器的运转遮掩起来，以降低其使用赤裸裸暴力的频率。对中共统治逻辑和利益计算的误判，使得那些力图将中共一党制与民主元素相结合的改革思路成为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王大卫（笔名）先生文章《当代中国极右、中右、中左、极左的相互关系》（《中国民主季刊》2023年第1期）针对中国自由主义与右翼、甚至“极右”的关系进行了独到剖析。笔者赞同王文中的大部分事实判断，但对另一部分事实判断不无保留意见，遂撰此文与王先生商榷，以期抛砖引玉。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民主国家的社会福利不断增长，形成所谓“福利竞赛”，但弊端也随之出现，如国家税收越来越重，政府财政不堪重负等。同时，任何消减福利的政策，都会引起抗议、罢工、骚乱，甚至执政党垮台。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会陷入“福利竞赛”泥潭吗？本文在比较中西福利制度的基础上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福利存在“福利倒置、福利等级制、逆向福利”的基本特征，未来中国民主转型不会发生所谓福利竞赛，而是重建与民主社会相适应的新社会福利制度。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在多党制国家，根据选举制度、传统、选民利益和观念等形成不同光谱的、动态的左右派别。但中国的左右之争却经常出现语境误植、概念不清的混乱。厘清左右之争背后的真问题，对中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的左右之争在争什么？与欧美的左右之争有何相同与不同？是否存在“问题殖民”，从而讨论的问题和中国现实脱节？政府越少、福利越小越好吗？自由和平等之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市场竞争与社会福利之间能否平衡，如何平衡？当今中国政权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兼而有之？中国的现实是太“左”了还是太“右”了？中国有左翼自由主义吗？中国悬殊的贫富差距对未来的民主转型和稳定会有什么影响？ “左”和“右”的定义是否一成不变，又如何变化？在没有宪政制度的情况下，左右之争还有意义吗？是否可能超越左右，应否以及如何超越？如果我们不仅关心观念的辨析，也关心中国的民主前景和人民的福祉，如何看待与左右光谱有关的形形色色的派系——自由至上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进步主义、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社会自由主义（Social Liberalism）、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民粹主义、保守主义？ 《中国民主季刊》特邀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以下笔谈。参与笔谈的包括左右不同立场的作者。本刊作为一个公共平台，致力于增进不同观点的相互了解、交流与交锋，欢迎持不同看法的学人赐稿。

争取香港民主化的运动在1997年前已经兴起。主权移交中国后，民主运动依然蓬勃，尤其是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成为全球焦点。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家安全法，大批民主运动参与者被抓捕或流亡，不少公民组织和媒体亦在政治压力下纷纷解体。如何看待香港近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共强力管治下，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何去何从？就此，受《中国民主季刊》之邀，伦敦大学国王学院访问研究员黎恩灏博士和知名香港民主运动组织者、前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进行了对话。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促成经济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陷入困境，货币超发、地方政府债务膨胀、房地产泡沫巨大和内需乏力，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导致还是早已身患沉疴？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已经到来，中国的举国体制能否在科技竞赛中取得竞争优势？中国经济路在何方？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钢教授。 全文下载请点击：https://chinademocrats.org/? 第三季杂志下载请点击：https://chinademocrats.org/?p=1632  

编按： 中国自称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并将其称为“中国模式”声称它有不同于西方的巨大优势。是否存在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如何看待它的“优势”？它是否有持久的生命力和未来？就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杨子立采访了斯坦福大学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吴国光教授在1980年代曾深度参与中共的体制改革，是研究中共制度变革问题的专家。